全诗写征夫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丈夫免于离家去远征。虽未直写爱情，却字字渗透着真挚情意；虽没有高谈时局，却又不离时局。情调用意，都没有脱离边塞诗的风韵。
月色如银的京城，表面上一片平静，但捣衣声中却蕴含着千家万户的痛苦；秋风不息，也寄托着对边关思念的深情。读来让人怦然心动。结句是闺妇的期待，也是征人的心声。
开篇四句情景交融，浑成自然，被王夫之誉为“天壤间生成好句”(《唐诗评选》)。秋凉之夜，月华辉洒，砧声阵阵，寒风习习，真是一幅充满秋意的绝妙图景。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前三句分写秋月、秋声和秋风，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触觉，都在为第四句的“情”作铺垫：月光是引发相思之情的媒介；捣衣声说明妇女们正在为戍边亲人作赶制征衣的准备(古时裁衣前必先将布帛捣平捣软)，其本身就包含着深厚的关切、思念之情；而秋风则最易逗起人的情思和愁绪。
对饱经离别之苦的人来说，这三者有一于此，便难以忍受了，何况它们全都聚集在一起？更何况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整个长安城都响彻那令人心碎的“万户”捣衣之声！这种时刻，有谁能不为这凄凉而又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呢？“总是玉关情”，一语作结，力抵千钧。
情而冠以“玉关”，令人联想到遥远的边塞，益觉此情之深长；句首着一“总是”，将前三句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和肌肤所感囊括净尽，极力突出此情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诗写到这里，整个气氛渲染已足，作者大笔一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盼望战事的早日结束，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既是诗人的愿望，也是征妇的心声。有此一笔，不仅使全诗主旨更加深刻，而且使“玉关情”愈发浓厚。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
这首词的本旨是写水仙花，但从头至尾没有直接点出。看他运笔，似乎每一笔都在写湘水神女，实际却是笔笔在写水仙花，水神水仙，交融在一起，直至把水仙写得有血有肉，有灵有气，显的亭亭玉立，飘然若仙，由此，足见作者运用比拟这一手法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方。作者用拟人笔法，把水仙花作为水仙神女，加以形容描绘，故上片起三句连用三个“湘”字，借湘水女神比拟水仙。“湘灵”即湘水女神，传说舜的二妃娥皇、女英死后为湘水之神。这里用以比拟水仙花，既增加了神话的色彩，又能唤起读者美的联想，扣题“水仙”。“云”、“月”，是艺术烘托之笔，为水仙的出现造成一种云月朦胧的静美境界。“梦”、“吟”、“吊”，则表现了作者面对水仙所升起的那种向往爱慕的醇美感情。这三句虽然只有九个字，却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具有特定神话氛围的艺术境界。“有谁见”三句，写水仙的形象美，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轻盈娇羞的神女。“罗袜”、“凌波步”，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后来黄庭坚借入咏水仙诗，有“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句；而作者却写道：“有谁见、罗袜尘生？”意思是说罗袜无尘。用“有谁见”提出质问，遂翻出新意，轻轻为罗袜祛尘，写出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美女形象。
“凌波”、“步弱”，皆形容女性步履轻盈，这里借指水仙植根水中，婷婷立于水面，宛如凌波仙子。“背人”句，由形及神，写神女的娇羞情态。“六铢”指六铢衣，佛经中称忉利天衣重六铢，是一种极薄极轻的衣服，由此可见其体态的绰约，这里用来表现水仙体态之美。“娉娉”两句，从姿态、颜色、质地等方面写水仙花的美，仍然是以美女比拟。先用一“晕”字染出水仙花色泽（“娇黄”）的模糊浸润，再以“玉色”加以形容，而以“轻明”状其质地薄如鲛绡，莹如润玉。这几句，极见作者观察的真切和用笔的工细。
上片巧借神女形象为水仙花传神写照，侧重于外表形态。下片则深入一层，探其精神世界。“香心”四句，“香心静”，写花，香而静：“波心冷”，写水仙所居之水，水仙冬生，黄庭坚称为“寒花”，故写水用“冷”字，此句得姜白石《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意境：“琴心怨”，上片既有“湘灵”，此处“琴心”云云，似与司马相如的“琴心”无干，盖由屈原《远游》“使湘灵鼓瑟兮”句变化而来，并化用唐李益《古瑟怨》“破瑟悲秋已减弦，湘灵沉怨不知年”句意，古典诗歌中往往琴瑟连用，此处换瑟为琴，似无不可，作者既以湘灵比水仙，故有寄怨心于琴声的想象，以与“静”、“冷”相协调：“客心惊”，则写作者的情怀。“客心”，即旅居异乡的心情，盖亦羁旅之人，且这几句中的“静”、“冷”、“怨”等，皆系作者的心理感受，此处又着一“惊”字，自是客中见花的特有感情。“怕佩解、却返瑶京”，佩解，出于刘向《列仙传》，说郑交甫遇见江妃二神女，郑欲请其佩（佩玉），二女遂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旋即亡失，回顾二女，亦不知所在。晏殊以“解佩”喻花落春归，其《玉楼春》有“闻琴解佩（通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句。“瑶京”，此指神仙所居的宫室。这句是说担心水仙花衰败零落，象江妃二女那样在人间打个照面就又返回仙宫去了。“客心”之所以“惊”，盖与这种担心不无关系。“杯擎清露”两句，仍然写花。水仙花状如高脚酒，故《山堂肆考》说世以水仙为“金盏银台”。作者从花的形状展开想象：这“杯”中盛满了醇酒般的清露，高高擎起，使那挚友春兰和梅兄也要为之酣醉了。“梅兄”，出黄庭坚咏水仙诗“山矾是弟梅是兄”句。梅、水仙、春兰，次第而开，故有“友”“兄”之说。结两句用“苍烟万顷”、“雪冷江青”，再次点染水仙所处的环境。苍烟、江雪，构成一片迷茫冷清的境界，无怪乎娇弱的水仙要“断肠”于此了。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咏物词，所咏之物是水仙花。所以，全词立意命笔，无不围绕“水仙花”这个主题。全词在创造艺术境界方面，亦颇见工力。作者用“湘云”、“湘月”、“湘灵”、“香心静”、“波心冷”、“琴心怨”以至于“苍烟万顷”、“雪冷江清”等等，构成了一幅清冷雅静、幽远和美的艺术境界；且其所写之物，如云、月、罗袜、六铢衣、瑶京、清露、兰、梅等等，皆无比温柔高雅，又给这静美的艺术境界增添了许多灵秀之气；最后再用万顷苍烟加以笼罩，与梦云吟月相应，又给全词凭空增加了几分朦胧美，于是“六铢”愈见其轻，“娉娉袅袅”，愈见飘逸。凡此用笔，皆为描绘神女（水仙）形象而设，而这形象，也就随着这种用笔活灵活现了。
此词是一首以闺中人思念远人的口吻创作的闺怨词。词写丈夫远出，逾期未归，妻子在家望眼欲穿。上见叙事言情，下见因景及情。此词虽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材，意境却与众不同；结构上“无大起落”，却层次分明，在平易晓畅之中显现出浓郁蕴藉的情思，丰腴隽永的韵致，“味极隽永”。全词语言工巧，情感表现得细腻而又生动，含蓄而又深沉。
上见叙事言情，写出女主人望远盼归时望眼欲穿的心中之怨。“楼倚春江百尺高，烟中还未见归桡。”起首两句写闺妇登高楼凭曲阑，思亲怀远凝目看，江上水雾弥漫，白帆点点，由远而近，却始终不见她所盼的那只归夫船。看似平直，慢慢体味，颇多婉曲。“楼倚春江”一方面交待了百尺高楼临江而建；且因楼、江及人，把楼上凭栏人与春江中的“归桡”联系起来；二是以“春江”之浩瀚溶满衬托倚楼人之孤单冷寂。“春江”及下见又写到的繁花飞落，柳树成荫等，交待出时间是暮春——惜春之情甚也！“百尺高”与“还未见”相呼应，传写出思妇从低到高，拾级而上，登高骋望，伤高怀远的急切情态与望而不见，思而不得的苦恼和哀怨。一个“倚”字，就指示了位置。“烟中”二字乃点染之笔，它一是春江景象的具体、形象的描绘，二是以这迷蒙的春江景象巧妙地烘托思妇的伤高怀远、惆怅哀怨的情怀。“几时期信似江潮？”失望之余，她埋怨起那远行未归的人来了：你还不如江潮有信，什么时候你也能如江潮那样如期如约？紧承前面，从叙事言情转而直抒胸臆。此句既扣上“春江”，即景取喻，又暗用唐代李益的乐府诗《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诗意。诘问之语，进一步刻画思妇的心理活动，写出失望尚未绝望思妇痴情、幽怨与期待的复杂心理。在对远行人的埋怨声中，似乎也隐隐含着“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自哀自怨。
下见因景及情，以景物衬托出女主人公度日如年的痛苦心情。“花见见飞风弄蝶，柳阴阴下水平桥。”过见两句写暮春的对偶句是思妇望中的眼前之景：落花在风中见见飞舞，蝴蝶在飞红中翩翩相戏；溪边细柳荫浓浓，柔条拂水渌溶溶，雨后新波涨满春江，江水与桥平——春去也。“水平桥”与上见的“春江”“江潮”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弄”“平”两个动词用得极妙，用拟人手法把景物写活了。在思妇眼前，庭院池塘，小桥流水，春风杨柳，飞花舞蝶，自然界充满生机，和谐惬意。然而在这一美景前，孑然独处的她，触景伤情，反而增添了无穷的哀怨。看飞花舞蝶亲昵作态，叹人不如物之感生，见杨柳青青之色，则想起曾与丈夫分手时春日重聚的约定，春将去，人不见，引起无限的怨情，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之感！“日长才过又今宵。”日复一日地登高凝望，又到斜阳西下暮色昏暝时，主人公不由得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喟然长叹：漫长的白天刚刚挨过去，寂寞难耐的夜晚又将开始——登高望春春将去，高楼望远远念情。人未归，怨难平。结句的一声喟叹，把女子度日如年的离别之苦写得含蓄而又深沉。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