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荆蛮”四句写诗人久客荆州的苦闷和日暮乘船泛江时所引起的思乡之情。起句自问，喷射出强烈的感情，直抒久留荆州的怨愤。为销愁乘船泛江散心，不想销愁愁更愁。江上日落余辉，并船逆流而上，引起诗人思乡怀归的无限忧愁。“愁”字虚笼全篇，诗篇始终处于这悲愁的氛围之中。
“山冈”以下八句写日暮时的自然景色，抒发诗人思归的凄苦之情。诗人摄下了落日西沉时大自然姿态的倏忽变化：山脊之上犹存夕阳余辉，山谷本来就很阴暗，天将晚则更显得阴暗幽深。起两句写了山色秀拔，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因日将西落，山谷愈暗，造成了一种凄清气氛。“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这两句取《楚辞·哀郢》“鸟飞还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意。日暮时刻，狐狸归穴，鸟下窠巢。狐狸和飞鸟尚且思归自己的穴巢，何况于人。“流波激情响，猴猿临岸吟。”湍急的江流声浪激越，山上的猴猿在岸边凄厉嘶叫，气氛越发凄凉。“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迅疾的江风吹动着衣袖，阴凉的露水沾湿衣裳。诗句点明秋季。秋风萧瑟迅猛，白露阴寒湿衣，气氛更为阴冷。以上八句诗人用寒秋日暮、荒江的寂寞、凄凉的景色，来映衬自己内心思乡念归的悲凄。情动于中而发于景，景见真情而感人。对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感强烈，读来十分流畅。这样的例子古诗里固然少见，在建安诗里也是极少的。它已经突破了汉诗古朴浑厚的风格，下开两晋南朝风气了。
“独夜”以下六句，由写景转入集中抒情，写诗人夜不能眠忧思难忍的情状。“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羁旅之客难以返归，愁思不绝，夜不能眠。由“不能寐”而“摄衣起抚琴”，暗示着一种烦忧的过程。接下两句，诗人以拟人手法赋物以人的情感，借以衬托、强化思归感伤之情。琴也通晓人的心情，为诗人的不幸而哀鸣。这“悲音”体现了诗人无处寄托又无从宣泄的哀愁。通过物之情表现人之情，这是传统诗歌中常用而又精巧的描写手法。最后两句悲愤低沉，哀怨不绝。寄居他乡永无尽头，沉重忧伤难以承担。这悲愤的结句同扣篇首诗句，哀怨之情直露，毫不掩饰愁思深重的离人形象，令人黯然神伤。
王粲久留荆州，不得舒展大志，此时此地，他忧多、愁多、愤懑多。这首诗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情，也是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个人抱负无从施展的忧愤心情的流泻。诗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增添了抒写思归之情的浓郁效果。
这首诗着力表现了竹子那顽强而又执着的品质 。是一首赞美岩竹的题画诗，也是一首咏物诗。
开头用“咬定”二字，把岩竹拟人化，已传达出它的神韵和它顽强的生命力；后两句进一步写岩竹的品格，它经过了无数次的磨难，才长就了一身英俊挺拔的身姿，而且从来不畏惧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的击打。郑燮不但写咏竹诗美，而且画出的竹子也栩栩如生，在他笔下的竹子竹竿很细，竹叶着色不多，却青翠欲滴，并全用水墨，更显得高标挺立，特立独行。所以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是写人，写作者自己那种正直、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性格，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风傲骨。同时，这首诗也能给我们以生命的感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战胜困难，面对现实，像在石缝中的竹子一样刚强勇敢，体现了爱国者的情怀。
这首诗里竹有个特点，它不是孤立的竹，也不是静止的竹，而是岩竹，是风竹。在作者郑板桥的诗画中，竹往往是高尚品行和顽强意志的象征，而风则往往是恶势力的代表。诗人用”千”、“万”两字写出了竹子那种坚韧无畏、从容自信的神态，可以说全诗的意境至此顿然而出。这时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再是几杆普通的竹子了，我们感受到的已是一种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而这一切又都蕴涵在那萧萧风竹之中。
这首诗的语言简易明快，却又执著有力，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吹雨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个“咬”字，写出了竹子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最后一句中的一个“任”字，又写出了竹子无所畏惧、慷慨潇洒、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总体描写了竹子以及作者的高风亮节。
“巫峡千山暗，终南万里春。”首联渲染环境，三峡一带，两岸连山，山峦叠嶂，遮天蔽日，因此说“巫峡千山暗”，终南山代指长安，弟弟杜观在暮春时节不远万里从长安来蜀中。
颔联乃直书实事。诗人虽在病中，但因很快就要与观弟相见，精神振奋，病也觉得好多了。两句意为烽烟四起，战乱频繁，生死未卜，突得来书，才知杜观尚在人间。惊喜之情，不可言状。这是悲中见喜。“书到汝为人”，是说：收到来书才知你仍然是人，还没有变成鬼。这就把诗人平时对亲人的关切和接书后的惊喜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颈联是就书发挥。“儿童”，指诗人的儿子宗文、宗武。接到久别亲人的来信，这对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此时宗武才十四岁，对于十年未见的叔叔是一无所知的。孩子们好奇地想把叔叔的一切都问个明白，诗人也高兴地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兄弟之间的骨肉深情，跃然纸上。“来经战伐新”，这既是信中的内容，也是诗人对孩子们说的话。《杜诗镜铨》引卢德水注云：“是年郭子仪讨周智光，命大将浑瑊、李怀光军渭上，所谓‘来经战伐新’也。”杜观是冒着性命危险，通过战区远道而来的。这两句在感情上又由欢快转入悲凉，是喜中有悲。
尾联设想兄弟见面之后的情景，表现了诗人渴盼观弟早日到来的急迫心情。这是诗人接读来书后产生的联想。诗人的老家在巩、洛，有别业在长安，他在飘泊生涯中一直怀念故乡和亲人。此诗再一次表示了“归秦”的愿望，但是，这一愿望只有等战乱结束，时局太平，方能实现。、款款而话者，慢慢地商量也。诗人实有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苦衷。这里仍然是悲喜相兼。“泊船”与“巫峡”相呼应，“归秦”与“终南”相衔接，首尾紧密配合，堪称天衣无缝。
前一首侧重写读信时的情景，后一首则侧重谈读信后的感想。
“待尔嗔写鹊”是说诗人在等待中十分焦急，同时也感到奇怪：乌鹊不是已经预报了观弟即将到来的喜讯吗？但为什么兄弟还没有到呢？是不是乌鹊的信息不灵了？一个“嗔”字把诗人“喜其至而又恐其不即至”的焦急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兄弟十年隔绝，空羡鶺鸰之相亲。“抛书示鶺鸰”，是表示兄弟即将团聚，不再羡慕鶺鸰了。
三、四句各自与一、二句相应承。乌鹊尚在枝头，这是一喜；兄弟就像鶺鸰在原一样，都曾身处困境之中，这是一悲。诗人接读来书后悲喜交集的感情波澜久久不能平静。但他抒发感情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通过乌鹊、鶺鸰这样的具体形象以及这些形象象征的含义委婉地表达出来的，这就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同时，这种隔句应承的表现手法也使行文有串珠双垂之美，笙箫合奏之妙。
“江阁嫌津柳”。诗人登上江边楼阁，希望快点看到观弟来船的帆影，但令人讨厌的是柳荫遮住了视线。春风杨柳，本是美好的形象，这时却成了讨人嫌的东西。进一步反衬出诗人渴盼兄弟团聚的焦急心情。清代论诗家仇兆鳌、王右仲把“嫌津柳”、“数驿亭”都解作杜甫的行为。实际上“风帆”，是杜观所乘之船；“数驿亭”，是杜观的行为。这两句，前一句是实写，后一句是悬揣。诗人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弟之盼兄，一定也像兄之盼弟。诗人觉得自己在这里嫌津柳之密，想来他也一定在来船上嫌驿亭之多也。这样就能把相互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应论十年事，愁绝始星星。”“愁绝”亦作“捻绝”，“星星”亦作“惶惺”。“愁绝”，指愁得要命；“星星”，指稀疏的白发。这两句是预想兄弟会面之后，详细叙谈十年来颠沛流离的苦楚，当年正是由于愁得要命，头发才开始白起来的。
这两首五言律诗，格律精绝，技艺娴熟，笔法臻于化境。“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正是指的这种境界。后人不仅尊之为“诗圣”，而且称之为“情圣”。这两首诗所抒发的感情之真挚，爱心之炽烈，是十分突出的。
前两句写瘦马驮诗的悲苦以及人不如鸟的羁旅情怀。“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这是一首羁旅之曲，开头引李贺典，李贺年少多才，郁郁不得志，只得将短暂的一生心血付予苦吟。“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的乔吉以李贺自况，不是偶然的。所以，只“瘦马驮诗”四字就足以想见其悲苦了，何况此刻又在远离故土的旅途之中。而且那“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景象，早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可以说这开头的七个字，已将特定的身世、具体的处境，全都包容了。第二句与上句相对，作者通过“倦”“愁”二字。移情入景，巧妙地抒发了人不如鸟的羁旅愁怀。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鸟倦飞而知还”一句，可视为此曲之典所出。再说，不管此鸟是不是归鸟，在浪子心目中，依然可能把它视为一只归鸟。所以倦鸟之愁，无疑代表了浪子之愁，这是一种间接抒情的手法。
后两句言匆匆春去，岁月蹉跎，游子恋乡，身世凄凉。“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远方浪子进而看到不远处的人家，这必定更勾起了他“吾乡似此乡，此乡非吾乡”的羁旅思乡之怀。至此作者已百感交集，不料更有那不懂事的柳花，竟然飞上作者的头发，使得头上的白发显得更多了。此处不直言头发之白，而借柳絮言之，可谓妙笔。作者白发从何而来，当然是羁旅之挫和思乡之念所致。全曲从瘦马入笔，至柳絮收笔，不直接写人，而已将人的羁旅之愁写得入木三分，刻骨铭心。
此曲在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它以三个主要自然意象作线，每个自然意象引出一系列人文意象，这样贯穿起来，构成全文的网络。这三个自然意象是瘦马、倦鸟、柳花。它们依次引出相关人文意象：瘦马引出的意象有诗、天涯；倦鸟引出的意象有愁、村；柳花引出的意象有人、鬓华。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实现意象自然舒展、材料形散实聚、结构简明有序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