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
第一首
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诗题“望岳”的“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诗人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一句,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也不是像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一个“钟”宇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而前像着了迷似的,想把这一切看个够,看个明白,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末句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仙字精神。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壕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第二首
咏华山一首,作者所写的华山亦同样雄伟。不过,与年青时代一首相比,这无疑是一首失意之作。自天宝乱来,作者饱历忧患方得重返朝廷,而今因宰相房琯败绩丧师于陈涛斜被罚,抗疏救之而获罪被贬。作者人至中年,除了官拜左拾遗一年境遇较佳,一直极备艰辛。因此,诗中亦有流露出失意徬徨之感。作者发端“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即写华山崇高。作者虽然极欲登山,但“安得仙人九节杖”一句“安得”二字诘问,已表明了作者之愿难以实现。这好比作者欲要报国,却总是报国无门,无可奈何的心情。“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两句写作者仰望之余,预计攀登之路。不过这始终并未实行,只是作者在望岳时的盘算,藉以自我安慰而已。情况一如作者纵有一腔抱负理想,却只能空自盘算,无法行之于世。最后,本诗以“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作结,作者宦途的坎坷更是可见。现实环境的不顺,使得作者产生了厌倦宦途之情,期望于热闹中寻得凉冷以自疗创痛。以华山之顶比白帝之居,更表现了作者自感理想无可实现的失意徬徨。
第三首
咏衡山的《望岳》写于作者晚暮之年,首尾抒发议论,中间写景叙事。“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几句写历代帝王皆设职官崇礼衡山。“在德非馨香”句,寓有讽喻之意,以微婉之词道出,劝勉君主要以德治国。九、十两句,作者叙自己因世乱所驱投奔南国,所以有望岳的机会。接下来自“渴日绝壁出”至“散风如飞霜”写衡山景色,乃全篇中心所在。最后以祀岳之意作结,呼应起笔“秩礼”。而“曷以赞我皇”一句,杜甫爱国之心,强烈地洋溢于字里行间。这首《望岳》通篇皆流露着作者忠君爱国的情怀,即使飘泊江湖,仍是关心朝政,无日或忘。
总结
三首《望岳》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咏泰山的《望岳》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用世的思想,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因而予人雄奇壮阔的感觉,全诗形成了遒劲峻洁、气魄雄放的风格;咏华山一首流露作者宦途失意,报国无门之情,代表杜甫中年时期失徨,动极思静的人生,此诗因而显得委婉曲折,沉郁顿挫;咏衡山的《望岳》即或是有所讽喻,代表杜甫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人生。从中可稍得杜甫思想转变的轨迹。不过,无论他的心态如何改变,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了。青年时杜甫想要为国出力,中年时他虽不得意,却仍有报国之思,晚年时他念兹在兹仍是君主与朝政。
全曲通过举例讲述了对世间豪族的否定,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全曲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小令第一句是从富的角度来写的。其中,“金谷园”是用典,即西晋富家石崇在河阳修筑的花园,以奢侈称著当时:以蜡当柴,美人充室,甚至在厕所中放有香料、干枣等。历代文人用其代富, 《红楼梦·林黛玉题世外桃源》中有: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在庾信 《枯树赋》中也有类似记载: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昙花。”中间用 “哪得”相连,写出了作者对世间豪族的否定态度,认为石崇暴富只不过是一片云烟,稍纵即逝。
紧接着的第二句,作者将笔触转移到了人生的另一追求,寿的角度上。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想延长生命的期限,抑或还想阻止生命的结束,便 “打铁做门限”来阻止 “阴间鬼的牵魂”,但善良的人们啊,这 “千年寿”的美愿只能是一场空,哪怕把门槛筑得再高、再结实,都阻挡不了 “人固有一死”的生老病死规律。可见,这一切都是枉作。一种劝世嫉俗的感情溢于言表、流于行间。
“汨罗江”一句又是从忠君爱国的角度写的,这句也是用典。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那浑浊的时代中,原本纯彻的汨罗水也被罩上了 “污屈原”的罪名,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句诗。实际上,这里暗含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嘲讽与对屈原之死的叹惋之情、对忠君报国之人生追求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影射了自己的失意生涯,他 “为人方直,名闻天下,声彻闺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当时却无法施展,这在他的杂剧 《王粲登楼》中有所反映,其中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感情。
“北邙山谁是千钟禄”,这句是对人生显贵的否定。笔随曲意,在最后的三句里,郑光祖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既相逢当痛饮之,否则岂不有虚此行。但同样可视之为面对人生的自由:既来世上而不饮,岂不也是 “空归去”。因此,作者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以诗酒自娱,卒彰显其志。
纵观全首小令,它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作者认为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