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这是一首咏唱春日百花争艳的迷人景象的词作。写得艳丽浓郁,光采照人,真可谓字字珠玑,行行锦绣。但言语深处,隐然有伤感意。
上阕仅用寥寥四句,便写出了一片花团锦簇、灿烂照眼的艳阳春光。“斜红叠翠,何许花神来献瑞”中,前句使用代称手法,以“红”代花,以“翠”代叶,达到含蓄而不直露的效果;一个“斜”字,写出花朵娇柔多姿、毫不呆板之态,一个“叠”字,则强调了叶片争茂繁密的长势。后一句是对眼前花繁叶茂的美景充满惊奇地赞叹,“何许”,即何处;“献瑞”中的“瑞”是祥瑞、吉祥之义。春天到来,百花盛开,千朵万朵的红花在翠绿的枝叶映衬下明艳照眼,这是何处飞来的花神为点缀人间作出的精心奉献!“粲粲裳衣,割得天孙锦一机”二句,仍然着意写花态之美,前句采用了拟人手法,径直以穿衣着裳的“花神”指花;“粲粲”是鲜明的样子。后句中的“天孙”即织女星,《史记·天官书》中有“河鼓大星……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的记载,在这里则指神话中精于织锦的织女。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花神们身上色泽鲜艳、光华夺目的衣裙,都是用从天上手艺最高的织女的织锦机上割下的锦绣制成。这般景象只应天上才有,人间能得几回看到!这是词人对令人陶醉的春光发出的由衷的赞叹。
下阕四句写花的内在质地与对春光的爱惜。“真香妙质,不耐世间风与日”中,以纯“真”写花的香,以美“妙”写花的质,真可谓玉质天香,它们怎能经受得住浊世间的狂风吹与烈日晒的摧残!“着意遮围”之句承上启下,要小心翼翼地为百花遮风挡雨,不使它受伤害,只这样做还不行,要使百花常开不败,关键的是“莫放春光造次归”,一定要拉住春光,千万不要让它轻易随便地归去。这是词人发自心底的呼声,写尽了对盛开的充满生气、携着春光的繁花的缱绻之情。
若沿袭自《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来看,词人显然是以香花喻君子,“真香妙质”之句可见;而摧残香花的“风”、“日”则隐喻朝中奸佞的权臣。这便给予该词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据该篇后记文字“绍兴壬申春,芗林瑞香盛开,赋此词。是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公下世。此词,公之绝笔也”,可知这首词写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瑞香盛开”的春天;因词人自号“芗林居士”,可见“芗林”系指其所居之处;是年三月十六日词人要执意挽留的“春光”尚未归去,而词人却辞世而长去了,这首留世词作,便成了他向世人向春光告别的绝笔了。
首联“去岁山川缙云岭,今年雨雪白登台”,交代行踪,说自己并不是今朝不得归家,而是久在异地,漂泊至今。“山川”、“雨雪”暗示在外的艰辛,今年的情形尤其令人伤悲,雪花纷至,山中寒气逼人。“可怜日至长为客,何意天涯数举杯”直抒胸臆,可叹游子在佳节时分,众人团圆之际,只能登高饮酒排解忧愁。“长”、“数”字表明诗人在外做客之久及思乡之苦。颈联“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放开视角,由景人情,由眼前的萧瑟之景联想到塞外边地的荒冷,以此烘托孤寂凄冷的心境。尾联收束全篇,想起故乡的风物,聊解愁肠,但路途遥远,即便是决眦也不能如愿。这重重的阻隔,加上料想故园的梅花正是恣情怒放,尽展风姿的时候,禁不住伤痛万分,还不如勿提此物。这样的心境使得善于含蓄寄意的诗人也直说“愁”字了。
这首诗代表了朱彝尊诗歌的特色。全诗讲究对仗,除尾联外,三联全都对仗工整。尤其是首联、颈联含有四个地名,使用自然贴切。另外,尾联还借用了杜诗的诗意。如此使诗歌典雅深婉,意味颇深,可以见出诗人才华出众。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