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思妇幽怨。上片首先泛写晚春景色,细雨如丝,濛濛洒洒,晓莺啼鸣,倍添幽寂清冷之感。在此暮春环境中,接下来三句写人物形象,“人似玉”写美人如玉,温润秀洁;“柳如眉”写女子柳眉弯弯,娇柔婉媚,这句既写了春柳,又写了人面,把春景与人面自然地结合起来;“正相思”,表现了在暮春环境中人物的活动,由对女子外貌的描写深入到内心世界。
下片转入具体刻画,都与上片相应。帘幕初卷,美人初起,与“晓莺”相应;晓妆对镜,如花一枝,与“人似玉”相应,揭示女子自怜自伤的复杂感受;“肠断”二句,明显女子所思的塞外征人,实写女子由相思而失望,乃至悲怆的心境,思念之情,使人肠断,与上片结拍的“相思”二字对应。
整首词的上下片,都用了比喻来描写人物形象,只不过上片写得细,下片写得概括。这不仅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且她的相思情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上下片都前后照应,构思精妙,结构紧凑,浑然一体。
“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多写边塞之事。此篇乃仿古之作,故称“古塞下曲”。
“行人朝走马,直指蓟城傍。蓟城通漠北,万里别吾乡。”此诗前四句写万里辞家,远赴边塞。早晨骑马出发,直指蓟城,行程匆匆,字里行间透射出一股豪气。
“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军书发上郡,春色度河阳。”中间四句写边地见闻。“海上”“沙中”呼应“漠北”。“军书”“春色”,本为静物,加以“发”“度”二字,顿变鲜活,急切迅疾,气势飞动。一写战事,一写时节,一写边关,一写中原,刚健明快。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最后四句一写色,一写声,颜色清丽,声调凄恻,先喜后悲,更显其悲。
通观全篇,格调苍凉,既有一点悲,又有一点壮,诚为《河岳英灵集》所评:“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足可歔欷,震荡心神。”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作者以“钓徒”自况,孤身一人,终年出没于烟水浩淼间,然此亦寻常事矣。头两句写处境之艰窘险恶,但也隐含着“世路如今已惯”的意思,“寻常”二字,或许多少有一点自得。然而深宵酒醒,发现连一个可以挣饭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诗到最后,不免怆然有怀。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消极。这里“荒村钓徒”是作者鲁迅的自况,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位“战士”而是一位“隐者”的形象。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江湖之上,以钓为乐,远避尘世,这种人没有什么积极于人世可言。然而,仔细推敲,作者鲁迅这里虽以“钓徒”自况,但在第一句看似轻松自然地写了一句“烟水寻常事”,对这一句可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句旨在说明,他是一位久经风浪,见过世面,敢于“直面人生”的战士。他对风波的险恶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已经习惯,可谓是“大风浪里好行船”的水手,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钓者”。在这里,“荒村钓徒”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代号。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说明:在军阀当局的迫害下,危机四伏,荆棘遍地,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袭击,作者鲁迅只能像一个飘泊江湖的渔夫,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不以为然,只把它当成正常的情况。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这首诗的重点。这两句诗,含意十分丰富,感情也十分沉重,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飘泊于江湖的渔人,深宵酒醒,江水连天,四处茫茫,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菰米,“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衬托出艰苦困顿的处境,作者鲁迅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消极无奈的情绪,因在前两句诗中,他已经说出了自己对险恶处境十分习惯,并不会被困难和险恶吓倒,这里之所以再一次强调自己所处的境地,更多的还是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形象鲜明,意境幽远。全诗短短数句,即有简练明晰的印象,眼前就像展现一幅烟水垂钓图,甚至有如身历其境的感觉,将各种景象完全融化在一起。诗中并无激烈慷慨之语,但诗的后面汹涌着澎湃的激情,有不尽的想象,不尽的思索。全诗比喻都是明喻(如“烟水”、“钓徒”、“深宵”、“菰蒲”等),却又十分含蓄,“明”和“隐”,“含”和“露”,矛盾统一,紧密结合,反而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