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怯重云不肯啼。”起笔写向空中。大雁无声，穿过重云，飞向南方。用飞雁南归表现作者归家的情景。长空彤云重重密布，雁儿心情紧张，故说“怯”字。但雁儿急于回家，一个劲往南飞，故不肯啼。此一画面，恰成词人归心似箭的写照。“画船愁过石塘西”，次句写出自己，句中著一愁字，便似乎此一画船，是载了满船清愁而行，又妙。作者既然归家但是描写的却都是惨淡景象，“打头风浪恶禁持”，作者巧妙的写出了实情，大风阻挡词人归路，人间有风浪猛打船头。天上有重云遮拦鸟道，对于思家心切的作者忧愁更深一步。
“春浦渐生迎棹绿”，过片仍写水面，意境却已焕然一新。浦者水滨，河水涨绿，渐生春意，轻拍桨橹。虽云渐生，可是春之一字，冠于句首，便觉已是春波骀荡，春意盎然。歇拍与过片，对照极其鲜明。从狂风恶浪过变而为春波荡漾，从风浪打头紧接便是春波迎桨，画境转变之大，笔力几于回天。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诗）的突兀感和欣悦感。笔峰骤转，却不显得生硬，两相对照，只觉笔意轻灵，意境超逸。时犹腊月，词人眼中之河水已俨然是一片春色，则此时词人之心中，自是一片温暖。“小梅应长亚门枝。”下句更翻出想象。离家已久之词人，揣想此时之家中，门前小梅，新枝生长，几乎高与门齐了。此一意境，何其馨逸，又何其温柔。小梅之句，颇似有一番喻意，暗示儿女之生长。经年飘泊在外之人，每一还家，乍见儿女又长高如许，其心情之喜慰，可想而知。小梅应长亚门枝，正是这种人生体验之一呈现。“一年灯火要人归。”结笔化浓情为淡语。除夕守岁之灯火，一年一度而已矣。灯火催人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一笔写出家人盼归之殷切，亦写出自己归心之急切。此是全幅词情发展之必然结穴，于淡语中见深情。
此词的显著艺术特色，是以哀景写欢乐，以淡笔写浓情。上片以雁怯重云，画船载愁，浪打船头等惨淡景象反衬归家之欢欣，下片的春浦渐绿，小梅长枝，灯火催归等热闹景象突出了作者归心似箭的心情。
这首词是写夏夜雷雨前闷热潮湿的感受，其中不无象征含义。
上片写实，夏夜、扁舟、流萤，使人倍觉静谧安祥；下片由实转虚，闪电、严城、高歌、寂寞，让人觉得压抑，但充满冲动的欲望。从上下片的对比来看，上片所用的意象纤小而灵动，下片的意象庄重却沉闷。这样不同的意象对比，更加可以突出整个氛围中人的位置。
“暗里追凉”并没有说热，但让我们联想到夏夜房间里热得呆不下去，不得不出来找一个凉快地方，但外边比屋里也好不到哪儿去的那种感受。为了乘凉所以坐上小舟，小舟轻快地从垂柳岸边擦过，这里边就有了一点点凉快的感觉。“湿萤光大”是说由于空气非常潮湿，所以萤火虫发出的光显得特别亮。“一一风前堕”是形容小小的萤火虫在小船划过所带起的微风中不能自主的样子。
“坐觉西南，紫电排云彩破”，是说突然之间，西南方向的天空打了一个闪。如果只是写到这里，我们还不能肯定作者除了写景之外另有什么寄托的用意，可是加上“严城锁，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几句就不同了。“排云破”的“破”和“严城锁”的“锁”是对立的。“排云破”是一种破封闭的努力，而“严城锁”是一种保持封闭的力量。这可能是当时环境的写实。所以作者接着就说，“高歌无和”。这不是王国维一个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他想高歌打破沉寂，可是他得不到响应，所有的船都停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黑夜中大梦方酣。“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这情景，这意象，这口吻，已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由眼前转到对时局的悲怆之慨。
整首词，王国维从夏日追凉的洒脱，转到对个人不得志，平生抱负难张的寂寥。可以看出王国维描写的夏日的闷热和厚重的云层和层层的深城无不应对当时社会环境。欲出的闪电，破天的高歌，又无不述说着自己的平生。而万寂的船只，又揭露了世人的麻木不仁。可以说王国维写这首词无不有其深意。
《滟滪堆》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此诗描绘了滟滪堆雄浑险恶，表达了诗人对国运衰微，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的忧虑与无奈。
首联“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开门见山，突出滟滪堆之大，接着下句表现了滟滪堆之高，其中一个“巨”字和一个“长”字，不但突出了滟滪堆之高之险，而且给人以望而生畏之感。
颔联“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这两句化用了当时的谚语之意。谚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这一联承上而来，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
颈联“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 在诗人看来，这是上天有意使航船存在着倾覆的危险，于是就使造物神功设此巨石，立于茫茫水中以戒行船。在此，把滟滪险滩化为水候（即水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情状，并成为警戒行船的标石）。
尾联“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诗人在战乱中，漂泊不定从成都乘船辗转至夔州，一路走来险象环生。故最后一句写道：“行止忆垂堂。”“垂堂”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以此喻危险的境地。从诗人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以“忆垂堂”为结，不仅写出诗人无尽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动乱的现状。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借物抒情，从诗歌来看，好似在写“滟滪堆”的自然险恶，而实际上诗人抒发了“行止忆垂堂”的忧虑心情。其次，侧面描写，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引用典故谚语，从侧面突出了要表现的情感。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