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离乡万里,腊夜怀乡思归之情。尾联与首联呼应,点出离家万里,岁暮不归的原因。
开头两句写除夕守岁,直坐到三更已尽。这是诗人在离乡万里,思归无计的处境中独坐到半夜的。一个“尽”字,一个“赊”字,对照写出了乡思的绵长,故乡的遥远。一个“仍”字,又透露出不得已而滞留他乡的凄凉心境。
三四两句写三更以后诗人凄然入睡,可是睡不安稳,进入了一种时梦时醒的朦胧境地。前句说醒,后句说睡。“雪声偏傍竹”,雪飘落在竹林上,借着风传进一阵阵飒飒的声响,在不能成眠的人听来,就特别感到孤方凄清。这把南寂寒夜的环境气氛渲染得很足。那个“偏”字,更细致地刻画出愁人对这种声响所特有的心灵感受,似有怨恼而又无可奈何。“寒梦不离家”,在断断续续的梦中,总是梦到家里的情景。在“梦”之前冠一“寒”字,不仅说明是寒夜做的梦,而且反映了诗人心理上的“寒”,就使“梦”带上了悄怆的感情色彩。
五六句叙时断时续的梦大醒以后再不能入睡时的情形。“晓角声残漏”。写所闻。古代用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残漏指夜将残尽时的更鼓声。天亮后号角一响,更鼓声歇,表明长夜过去,清晨来临。“声”,是以听觉上的不同,反映时间上的划声,透露了诗人梦断以后闻角声以前,一直眼睁睁地躺在床上耳闻更声,其凄苦之情可知。“孤灯落碎花”写所见,青灯照壁,诗人长时间地望着那盏孤零零的昏暗油灯掉落着断碎的灯花。“孤”字既表现了诗人环境的冷清,也反映了他主观感受上的寂寞。此联通过一闻一见,把作者的乡思表现得含而不露,情在词外。
“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最后一联和首联相呼应,点出离家万里,岁暮不归的原因,收结全诗。骠骑,是骠骑将军的简称,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官至骠骑将军,此处借指戎昱的主帅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这首诗写了除夕之夜由坐至睡、由睡至梦、由梦至醒的过程,对诗中所表现的乡愁并没有说破,可是不点自明。特别是中间两联,以渲染环境气氛,来衬托诗人的心境,艺术效果很强。那雪落竹林的凄清音响,回归故里的断续寒梦,清晓号角的悲凉声音,以及昏黄孤灯的断碎余烬,都暗示出主人公长夜难眠、悲凉落寞、为思乡情怀所困的情景,表现了这首诗含蓄隽永、深情绵邈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的前两联暗喻旧绕府主令狐楚对诗人的赏识和栽培,缅怀追思和感激之情;后两联暗喻遭到府主之子令狐绹的冷遇和排斥。这首诗是诗人借重阳节把酒之兴,怀念恩师令狐楚,同时也表露出对恩师之子令狐绹的不满,写得含蓄空灵,耐人寻味。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为追忆之辞又兼切重阳,诗人忆及曾与令狐楚共把酒之时,霜天白菊绕阶墀而在,对自己的赏识栽培宛然如在。白菊是令狐楚的最爱,亦是令节之景物,诗人触景思人,字句里怀楚之情,溢于言表。“霜天白菊”,自况最为精切。
“十年泉下无人问,九绕樽前有所思。”怀念令狐楚而又兼为诗人今绕之遭际感伤不已。友人十年泉下消息全无,今绕重阳诗人独自把酒,恍如隔世,思绪繁冗而悠长。“有所思”既缅怀追感令狐楚之厚遇栽培,亦怨恨令狐绹之冷遇排斥、不念旧情。今昔相形,父子对比,不能不益增感慨,统于沉思默想之“有所思”一语中,语淡情深,含蓄有味。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埋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和排斥。上句借汉张骞事喻令狐楚能吸引人才,而“不学”二字,又伤心的是令狐绹不肖乃父,不能继承父风。既然如此,下句则承上言,只能以“楚客”自喻,行吟泽畔“咏江蓠”以终朝夕了。这两句双关之意显然,用典下字巧妙。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寓悲凉于蕴藉,感叹令狐绹今官贵,门施行马,而己被拒于门外,再也受不到昔绕的礼遇。这两句字里行间透出诗人内心沉重的忧郁,但内心仍希望令狐绹能回心转意,重视自己,接纳自己。
诗由重阳把酒赏菊展开联想,深情追怀令狐楚对自己的赏爱栽培,怨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排斥,今昔对照,感念怨愤交并。“十年”一联,将缅怀追思之情,长期牢落之感,今昔迥异之慨与“九绕樽前”之现境融为一体,空灵含蕴,语浅情深。“有所思”三字束上起下,感念怨愤,耐人寻味,前后幅之过渡也很自然。后幅感情由深情缅怀转为怨怼不满,写法亦由微婉转为发露。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