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以“妙手写徽真”破题，以下都是从画上真容著笔。为崔徽写真的画师丘夏的姓名赖元稹之歌而传，画像的概貌因秦观此词而见，可以收入画史。
首句为“妙手写徽真”，点出所题者即是高明肖像画师手画的崔徽像。苏东坡写过一首题为《章质夫寄惠崔徽真》的诗，称“卷赠老夫”，知道当时确有这幅画像流传，并辗转归于东坡。据元稹《崔徽歌》中云：“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恣把。”即词首句“妙手写徽真”所指。总提一笔，接下去描写画中人的仪容，同时也映带出画师的神技。
东坡诗中，写画中崔徽形象是“玉钗半脱云（发）垂耳，亭亭荚蓉在秋水”，十四个字只作大略形容。少游用了七个字——“水剪双眸点绛唇”，写她的眼睛和嘴唇，给人的印象便自不同，如工笔画之于剪影，精细得多了。并不是少游比东坡来得高明，这是诗、词性质的不同。东坡写的是七言古诗，宜用大笔勾勒，故粗；少游写的是小词，容许加意点染。故细。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江淹《咏美人春游》诗“昵珠点绛唇”，是其用语所本。眼睛和嘴唇是最能显示美人神采和情韵的部位，况且又加上了水波之光，绛脂之艳，确能动人心目。
“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唇墙头一半身”，继续说这幅写真的画面，透唇出所画的是半身像，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一段文字来增加情趣。赋中说，宋玉东邻的女子私慕他，登墙偷望他有三年之久（古人以“三”表多，非必是实数）。这个情节自然与崔徽本事无关，不过是由于画像是半身的而想到邻女窥宋，墙头半遮玉体的形象。这样说，似乎是词人在那里耍笔头，硬拉扯，游离于词情之外，写出败笔来了。其实，“疑是”者，非是而似是也。《登徒子好色赋》中如“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云云，宋玉所借以盛称邻女美色之处，也不妨加之于崔徽，以补充上句刻画的不足，这就是词用宋玉赋的言外之意。
不过，崔徽画像上的神态可不是如宋玉东邻女那样的“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而是眉黛含颦。这是由于崔徽请画师丘夏写真时正怀着悲苦的心事，画师又作了精确的反映；词语不仅如实地表述了画面的这一部分——“翠黛颦”，而且深入追求她颦眉的原因——有“酸辛”之事。“往事已酸辛”一句，与东坡《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中的“当时薄命一酸辛”，辞意皆合，当本之于他的老师，这也是少游所题崔徽真即是东坡藏品的一个佳证。“谁记当年翠黛颦”，颦眉承上“酸辛”，绝非写美人的套语，而是反映了画面上的真实。这两句词把崔徽的身世遭逢作一提挈。她的一段辛酸史既成往事，谁复省记，唯有这一幅写真留下，作为艺术精品供人鉴赏而已。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最后笔锋一转，写词人赏鉴了画像后的感受：“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面对如此美艳绝俗的人物，如此高妙传神的画笔，观赏之后还有“堪恨处”。说是因为画中人“无情”。“无情”云者，盖即是如东坡前题诗中所谓“丹青不解语”，或者如《牡丹亭·玩真》一折中，柳梦梅看着杜丽娘自画的真容时说的：“韵情多，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谓画上美人，虽是极妍尽态，可惜不是真人，不通情愫。紧接着，词人以拗折之笔挽转一句，说“任是无情也动人。”全用晚唐罗隐《牡丹花》诗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不解语”的牡丹花，“少口气儿”的美人图，“无情也动人”。化工之妙，艺术之精，一语说尽。（陈长明）最后几句也表现出作者的些许感慨：毕竟是一幅画，不是活色生香的美人，既表现不出她的情深不寿，彼此之间也无法情感相通。这语气可以见出作者的几分遗憾，也许他希望画中的美女崔徽变成活人，能真的和自己有所交流吧。
全词句句从图画着笔，既有对图画本身的描绘，也有对画中美人身世的同情。在艺术上，此词善借用前人典故和成句，表达自己的情感，突出地展现了秦观博闻强记的才华和随手拈来无不妥帖的艺术功力，确实算得题画词中的佳作，颇富感染力。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陈子昂诗多以思理深邃、质朴劲健见长，此诗却以情景交融、韵味悠长见胜，在陈诗中别具一格，值得重视，由此也可见陈子昂艺术才能的多面性。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首联诗人从“故乡”落笔，以“日暮”相承，为全诗定下了抒写“日暮乡关何处是”（崔颢《黄鹤楼》）的伤感情调。首句中的“杳无际”，联系着回头望的动作，虽用赋体，却出于深情。次句以“孤征”承“日暮”，日暮时还在赶路，本已够凄苦的了，何况又是独自一人，更是倍觉凄凉。以下各联层层剥进，用淡笔写出极浓的乡愁。
第三句承第一句，第四句承第二句，把异乡孤征的感觉写得更具体。三句中的“旧国”，即首句中的“故乡”。故乡看不到了，眼前所见河流、平原无不是陌生的景象，因而行之若迷。四句中的“边城”，意为边远之城。乐乡县在先秦时属楚，对中原说来是边远之地。“道路”即二句中的“孤征”之路，暮霭之中终于来到了乐乡城内。
接着，诗人又放眼四围，以“烟断”、“木平”写夜色的浓重，极为逼真。烟非自断，而是被夜色遮断；木非真平，而是被夜色荡平。尤其是一个“平”字，用得出神入化。萧梁时钟嵘论诗，有所谓“自然英旨”的说法（见《诗品序》）。“平”字用得既巧密又浑成，可以说是深得自然英旨的诗家妙笔。颈联这两句的精彩处还在于，在写景的同时，又将诗人的乡愁剥进了一层。“野戍荒烟”与“深山古木”，原是孤征道路上的一点可怜的安慰，这时就要全部被夜色所吞没，不用说，随着夜的降临，诗人的乡情也愈来愈浓重了。
写完以上六句，诗人还一直没有明白说出自己的感情。但当他面对寂寥夜幕时，隐忍已久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一个抒情性的设问句“如何此时恨”，便在感情波涛的推掀下，从满溢着的心湖中自然地汩汩流出。诗人觉得，最使他动情的，无过于深山密林中传来的一声又一声猿鸣的“噭噭”声了。诗人自问自答，将荡开的笔墨收拢，泻情入景，以景写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末一句。入暮以后渐入静境，啼声必然清亮而凄婉，这就使诗意更为深长悠远，抒发了无尽的乡思之愁。
从全诗艺术形象来看，前面六句诉诸视觉，最后这一句则诉诸听觉，在画面之外复又响起声音，从而使质朴的形象蕴有无穷的意味。前面说到，这首诗情韵悠长，正是表现在这寓情于景、以声音作结的末一句中。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末一句诗出于南朝沈约的《石塘濑听猿》诗，字面全同，而所写情景各异。由于陈子昂用人若己，妙过前人，因而这一诗句得以广为流传，沈约的原诗反倒少为人知了。
纵观全诗结构，是以时间为线索串连起来的。第二句的“日暮”，是时间的开始；中间“烟断”“木平”的描写，说明夜色渐浓；至末句，直接拈出“夜”字结束全诗。通篇又可以分成写景与抒情两个部分，前六句写景，末两句抒情。诗人根据抒情的需要取景入诗，又在写景的基础上进行抒情，所以彼此衔接，自然密合。再次，第七句插入一个设问句式，使诗作结构获得了开合动荡之美，严谨之中又有流动变化之趣。最后，以答句作结，粗粗看来，只是近承上一问句，再加推敲，又可发现，句中的“噭噭”“猿鸣”远应前一句的“深山古木”，“夜”字关合篇首“日暮”，“夜猿鸣”的意境又与篇首的日暮乡情遥相呼应。句句沟通，字字关联，严而不死，活而不乱。
综上可见，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这些，与笔法粗犷并与直抒见长的《登幽州台歌》比较起来，自然是大相径庭的。但也由此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