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开首二句：“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词人这一年四十九岁，故曰“百年强半”，被排挤出朝廷，羁留南方达十三年之久，故曰“犹在天南畔。”秋高气爽，临轩赏月，把酒观菊，本当是很惬意、快活时节，但却被抛置在天之涯海之角。更何况，奸贼当道，金瓯残缺，匹夫之责，时常萦绕心怀。一个“犹”字，凝聚了词人多少的感慨与忧愤。“高秋”，谓秋高气爽之时，谢眺《奉和随王殿下》诗有：“高秋夜方静，神居肃且深”句。“幽怀已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幽怀”，指郁结于心中的愁闷情怀。毫无疑问，这是指自己无法锄奸复国的激愤烦乱心情。这句本意是因“幽怀”而无心赏观菊花，但字面上却说是因观花而致幽怀乱，似句意不顺，这实是一种婉转曲达的表现手法，后二句亦是如此写法。词人愁绪满怀，偏又逢皓月圆满，便把一腔的怨情向“银蟾”倾泻而去。这与上句的“无理”，更深一个层次地表现了词人的愁绪。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辛弃疾的“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等。这都是一种看似无理，实则含有更深的理在的埋怨。
下片词人转而抒写自己借酒茶解愁的情形。“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 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这里的“伴”，当指那些不畏权奸，主张抗金，遭到迫害，有志而不得伸的志同道和之友，当然也包括词题中的张伯麟。这几句词人用白描手法极写饮酒之狂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仍只好借酒来忘却心中的忧愤与不平。“羽觞”，指酒器，其状如雀鸟，左右形如两翼。他们喝了无数杯的酒，不仅放声高歌，还一扫文雅之态，箕踞而坐，并把头巾推向后脑露出前额。这是他们“颠狂”的具体写照。“箕踞”，形容两足前伸，以手据膝，如箕状，古时为傲慢不敬之容。这种放浪形骸的颠狂之态，实是内心忧愁极深的外在表现。末二句“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酒醒思茶，亦如饮酒一般，以浇胸中之块垒。“卢仝盌”，“盌”，同碗、椀，典出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善诗，亦喜饮茶。曾赋诗盛赞茶之妙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走笔谢孟议寄新茶》）。这里用此典，词意是承前一贯而下，亦即卢仝诗中的“破孤闷”、散尽“生平不平事。”
全词抒情由隐而显，层层递进；或曲折传达，或正面抒写，刻画了一个身虽遭贬，却能不屈不挠、豪气不除的爱国诗人形象。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