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诗时,诗人已届暮年,虽然历经坎坷但壮志未酬,歌行雄健之风依稀可见。
开头两句,“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仍保留盛年时的风格。写凌云寺高耸之貌,借飞鸟青峰映衬,突出了凌云寺的高峻壮丽。飞鸟与青峰,从地面上看,都是高空之物,但在诗人笔下凌云寺却高出飞鸟,跃出青峰。起笔遒劲,形象传神。把寺上红楼比喻为戴帽,凌云寺俨然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佛寺如此奇伟,现在得以于半山腰攀援登临,自然是“喜得”之事。
然而,“喜得登上头”的喜悦,主要不在登寺本身,而在于凭高远眺,开阔眼界,拓宽胸襟。因而在咏寺之高以后,紧接着语气一转,抒发出“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的情思。如此,从写寺过渡到写寺外的宇宙三江,峨眉烟景,就显得合乎自然了。
身登高寺,峨眉山景,尽收眼底。写峨眉山,一咏一叹,用了六句。“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迥烟景豁,阴森棕楠稠。”今日天晴气朗,得以看清楚了峨眉山的状貌:山岭蜿蜒起伏,如波涛滚滚;辽远的云雾似袅袅青烟,使山景空旷浩茫;棕树楠树漫山遍野,蓊郁阴森,一派肃穆。以上四句勾勒峨眉山景,接着直抒胸臆,发出慨叹:“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诗人眼界高远空阔,触景生情,故有此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诗人看破凡尘,对纷扰的世俗产生了厌倦情绪,希望超凡脱俗,云游尘外。有了这番念头,才把眼光转向佛寺内部和佛寺的周围环境。
“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虎穴洞、龙湫潭都在附近,山风回旋,细雨濛濛,这是寺上的气象;“僧房云蒙蒙,夏月寒飕飕。”间间僧舍,如蒙蒙云朵,若水月光,寒气袭人,这是寺中气氛;嘉州府城,坐落山下,片片风帆,撒于江面,这是寺下景象。
写罢诸景,又是一番慨叹:“胜概无端倪,天宫可淹留。”寺美景无边,诗人很想在这宝刹天宫之中长留久住。然而,虽然“一官讵足道”,是“欲去令人愁”,最终只落得满腹忧愁。诗人到嘉州后,心情一直很不舒畅,这在此时的一些诗作中屡有反映。这首诗中说“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并且最后以“愁”字作结,正概括了这一时期诗人的心境。
此时诗人的情绪,显得有些消沉、悲观,写作手法上也与先前不同,不是一气写景,高调抒情,而是边咏边叹,一咏三叹,错综起伏。这大约与安史乱后唐朝江山颓败、诗人壮志未酬的心境有关联。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首颔二联描写游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所交织的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其中首联“四山矗矗”和“野田田”是崇高美和秀丽美的对照、“人烟”和“村”是近和远的对照;颔联用声和色对照。
颈联写诗人所见即诗、画,非能来写、说。“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诗人想,他不需要、也无可能用笔墨和言语把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描写出来。这一联诗人用空间艺术的画跟时间艺术的诗进行了对照。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
尾联为诗人的卓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赏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徙时倚,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