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