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
揭露封建社会不劳而获、反映劳动者疾苦的诗篇，古代有很多，但从唐人孟郊的《织妇辞》到宋人张俞《蚕妇》，多着眼于衣着。郑谷的《偶书》，于濆的《辛苦行》从耕者腹长饥入手。相比之下，梅尧臣此诗写烧窑工人，就显得十分新颖。这两句有的本子作“十指不沾泥，”“十”字虽不如“寸”字尖新，但也写出了富家子的根本不劳动。而以“鳞鳞”形容大厦，形象也非常鲜明。诗人用字简练，含意深刻，读之发人深省。
《陶者》属于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首二句以陶者“陶尽门前土”与“屋上无片瓦”相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尽在其中。后二句以居者“十指不沾泥”与“鳞鳞居大厦”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可想而知。前二句以对比道出，后二句亦以对比道出，前二句与后二句更以对比鲜明令人惊叹。《陶者》一诗正以这种环环相扣的对比，道出了人世间的不公平，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风格古朴平淡。
在梅尧臣以前，唐代人已经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诗，大都写耕织的农民，梅尧臣这首诗换了个角度，写手工业者，可以说是对自己做诗目标“意新语工”的实践。诗在写作上，打破了绝句声律的格局限制，句法散文化，近似古代的风谣，这正是梅诗古朴淡泊的特色。后来有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张俞，作了一首《蚕妇》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主题与梅诗相同，不知是否受到过梅诗的启发。近代有很多风谣，往往通过对比显示不合理，则受梅诗影响是很明显的。
从《陶者》即可看出，梅尧臣不断观察、聚焦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生活场景和人生经历中开拓、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写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开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梅诗构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远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语句平淡，寓奇峭于朴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这是梅诗的创造与追求，也是宋诗的审美取向。
这是一篇寒松的礼赞，作者在赋中热情赞美了松树美好的本质。题目不叫松而叫“寒松”，说明它所处地势的冷僻。由此可以联想到左思的《咏史·郁郁涧底松》和王勃的《涧底寒松赋》，都是以寒松寄怀的咏物杰作。由寒松联想到寒士，从寒松的“负栋梁”而不为时所知为世所用，隐喻寒士的虽怀瑾握瑜而沉沦下僚的遭遇，从而抒发深沉的感慨。这是作者创作此赋的基本思路。
全赋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松树默默地生长在偏僻的山崖旁边，世俗之人不屑一顾，匠人未予赏识。它所处的地势是那样偏僻卑下，无法炫耀自己的姿容，但天性造成它的苍翠之色。它的主干笔直高耸，倚着层叠的山峦直指蓝天，拂掠云彩，遮蔽日光。这一段是静态描写，而且运用了烘托的手法，把松树的高耸挺拔的气势和葱茏茂盛的身姿作了生动的描绘。“贞枝肃矗”“直干芊眠”是正面描写，“捎云蔽景”“蓄雾藏烟”“穹石埋根”“古藤抱节”是侧面烘托。
第二段是说，当秋风萧瑟，白露降临，天气寒冷，“林野惨栗，山原愁悴”之时，其他树木都已枯萎，唯独顾寒松依然苍翠欲滴，巍然挺立，不肯易叶改柯，敢于冒霜停雪，显示了君子的奇节，附和了隐士的雅趣。
第三段写松树坚固不拔，万物不能与之比隆。岁月不能改变它的天性，雨露滋润了它的繁荣。它耸起的身影，张开的树冠犹如偃盖，使人想起孔子的名言和丁固梦松的典故。不学迎春开花的桃李，也不学逢秋落叶的梧桐。这一段可以看作是对上段的补充，进一步赞美松树的四季常青和“确乎”不拔。和上段一样，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最后一段是尾声，说寒松身禀栋梁之才而不为时所知，敢于冒霜停雪而徒然绝俗自奇。实可施大厦而不为人所用，本因绝俗自奇而不为世所用。这一段实际上是对以上三段内容的总括。
这是一篇咏物抒情的小赋。作者身处逆境，一方面发泄怨愤，决心“驱雷击电除奸邪”（《涉沅潇》），另方面也表明要砥砺志节，像寒松那样披风雨，傲霜雪，抗严寒，亭亭耸立，不改变其忠贞本性。作者对生于幽涧的松树“负栋梁兮时不知，冒霜雪兮空自奇”的遭遇深感愤懑，看似句句写松，实则处处喻人。全赋篇幅短小，但也摹仿汉赋形式，文末顾总括全篇要旨的“乱曰”。全赋篇幅短小，多用骈俪，但富于变化，语言通俗平淡，极少使用典故，堪称赋中佳作。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