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池畔观鱼，有儿童在垂钩钓鱼，有感而发，表现了同时喜欢鱼却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淡淡的无奈。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绕着池塘，踱着方步，悠闲地观赏鱼游，风悠悠、水悠悠，心悠悠、神悠悠，鱼儿也悠悠。“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鱼群喁喁唼唼，看着“我”把食料悄悄地抛，轻轻地丢，却不料碰上了娃娃们两两三三要来此垂钩。他们扶短竿，抛长线，投香饵，下锈钩，把大鱼挂裂了腮，把小鱼撕破了喉，一池平明的水搅得腥风儿起，膻味儿浮。

　　同样一种爱鱼心，而反映在目的上、表现在行动中却是这样的不相同，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给鱼施食，盼它长大；“你”却垂钩钓鱼，为图乐。两种心情是何等不同啊！即景写情，对比强烈，极易发人深思，从中引出各种“心各异”的情状和道理来。于平淡中见新奇，韵味悠长。

诗的第一联直接描写秦宫的穿着打扮，“越罗衫袂”、“玉刻麒麟”、“红腰带”‘将一位俊美少年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在读者面前；第二联以楼下行人的视角看待秦宫：他在如雾的浓香中仿佛是一个神仙，足见秦宫的仙人之姿。第三、四联描绘了秦宫宴请的盛况，“人间酒暖春茫茫，花枝入帘白日长”对宴会的时间作了交代，春色茫茫无边；第四联通过烛台下堆积的烛泪，昭示着秦宫日夜寻欢作乐，生活荒淫无度。第五联以“鹦鹉”、“哮虎”指代“孙寿”、梁冀”，秦宫可以驯服孙寿、梁冀两类不同的人，其手段之高明显而易见，所以他能享受荣华富贵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第六、七、八联详细地描述了秦宫奢华的生活：半夜就要开始准备早宴，而食物的材料更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白鹿，这等豪奢怎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第七联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骑着骏马，趾高气扬地欣赏图画的秦宫，一副小人得势的丑恶嘴脸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第八联用夸张的手法，将秦宫花钱的速度比拟为黄河之水倾泻，毫无节制，而梁冀怎么能供的起呢？就是靠盗窃国库啊！中国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如此奢华的秦宫的下场呢？第九联为读者作了解答，秦宫一生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悲可叹啊，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秦宫却醉倒在温柔乡里，最后一联把秦宫的醉态细致地展县出来，他仅仅是一个家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利，如此糜烂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外戚或是宦官专权造成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繁华鼎盛的感慨，到此方显得深沉。只是王、谢乃是名门士族所出的名臣，而梁冀则不过是横行一时、祸乱国民的罪臣奸臣罢了。梁氏一族久遭排挤压抑，一旦得势，却又骄横残暴，终至一场春梦，落得灰飞烟灭。对感官印象的铺张必然导致诗中出现大量的通感手法。李贺大概也是古代诗人当中通感手法运用得最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位。他将直觉经验进行综合、变形、转换，并在视、听、触、味、嗅诸种感觉之外加入情意觉的作用，使诗歌尽可能地复现出自己感觉中的世界。李贺诗中成功使用通感的例子非常多，通感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视、听觉的互通，在《秦宫诗》中“帐底吹笙香雾浓”，将听觉与嗅觉结合，使人感觉周围是一片仙境。在李贺的诗中，我们几乎随时可以看见“泣”、“啼”、“惊”、“恨”一类反映作者那痛苦精神状态的诗。而秦宫这样一个靠出卖色相获得重用，和诗人拥有过人才华却无缘参加应举考试相比，李贺又是作何感想？这首诗没有冷艳而凄迷的意境，也没有奇异乃至怪诞的想象。通篇采用白描的手法。秦宫以色侍人，单看诗人的诗句，就已经令人魂牵梦萦了。在这首诗中，采用白描的手法，除了首联纯粹直接描写秦宫玉树临风的外表，下面全部用一连串的动作来勾起人们对这个美少年的翩翩遐想。或满堂花醉三千客，或春宵帐底色香浓，或飘然俊逸若神仙，或打马侧帽风流过。想想那生活也够糜烂，够色情的，他一生都是在花下生活，就算是带着醉意抢梳子，随意横躺地毯上，也让人怜爱万分。李贺善于创新表现在写诗如镂玉雕琼，常反复琢磨，呕心沥血，千方百计使语句新奇，以求陌生化的效果。他喜欢用浓重艳丽和神秘诡异的色彩，红黄紫白四色字使用，使得意象繁多密集，前呼后拥，叠出层现。这首诗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李贺深重的忧患意识。

　　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