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 战城南 》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首联描绘寥廓的塞外战争背景,颔联和颈联用景物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衬托战斗的艰苦,尾联写主人公从内心流露出自豪、自信,充满了胜利的希望。这首诗格调雄浑高昂,洋溢着爱国热情,是刚健清新之作。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冻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 ,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 。“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 ,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