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行云”两句,记梦中景。记得梦景中她像行云流水似的从水面上慢慢移了过来,身上还穿着荷叶剪成的仙衣。“念杯前”三句,忆共处时景。词人说:我(指词人)又回忆起与她曾在夜晚挑灯共饮,她起舞侑酒,纤细的十指按着舞袖翩翩起舞,并随着舞曲散发出阵阵馨香;屏风内(指室内)荡漾着爱人青春的温暖。“分种”两句,忆旧日琐事。词人说:我们也曾拿来几个旧陶罐栽了许多株菊花,又挖来苔藓筑起土穴饲养蟋蟀。“人远”两句,点出伊人离他而去。词人说:如今她却已经像扬帆而去的船消失在茫茫烟水之际一样,远离我(指词人)而去。据词的上片可以推断,该女子就是词人念念不忘的苏州去妾。
“重访”三句,转入亦真亦幻的追觅中。“樊姬”,语出白居易诗“杨柳小蛮腰,樱桃樊素口”,即白的两位侍妾。据此更可以证实,此词系忆苏州去妾,即所谓“樊姬”。“等闲”,作随便、无端解。此言词人重又去苏姬的住家附近走动,希望能再与她相见。但又恐怕无端去见她,容易造成误会,刚一碰面,她就会不辞而别,因此还是硬起心肠强忍住重见她一面的念头吧。“试潜行”四句,述词人忍不住又去见她的经过。“凋”,即凋零;“铜铺”,大门上的衔环动物头形。据《汉书·哀帝记》:“孝文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低亚”,即低哑声。“小眉”,指月影。此言词人不见苏姬终觉心旌荡漾,于是偷偷地又跑到她住处附近的僻巷中焦急地徘徊等候。她居处门前的桐叶凋零,枝叶砸打在大门铜环上发出了一些响声,她刚开门一瞥,就又像孤雁见到月光那样惊慌似的马上又关上了大门。“空惆怅”两句,惆怅归家,一醉解千愁。言词人徒然产生出这种想见又不敢见面的惆怅而矛盾的心理,因此只好郁郁回家,且在秋菊丛畔一醉方休。这样或许能使那些美好的回忆镜头,透过醉眼在朦胧中一一幻现出来吧。
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首联为工整的流水对,概述了伪教育部电文的内容,点明形势,为下文的驳斥张本。颔联也是一组对偶句,从统治者方面批驳所谓“中坚分子”的荒谬。颈联直接引出电文原文,从学生方面据理反诘,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派的污陷栽脏。尾联将玉佛与学生对比,活现出他们“仓皇古董迁”的卑鄙可耻的本质。篇末点题,击中要害。由此可见,本诗有如春笋揭壳,层层递进,首设全躯,结显原形。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本诗突出的特点。诗的标题就揭示了主旨——学生和玉佛,二者命运截然不同。玉佛可以卖钱,即使“仓皇”逃命,也不忘“迁”走,学生抗日,反被血口喷诬。官样文章说,“面子靠中坚”,究其实,却是“不值一文钱”,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全诗语言平实浅显,作者在诗中表现的讽刺辛辣、深刻,巧妙地将一些平时的报章杂志新闻中的用语都搬入此诗,愈显得讽刺的力量,如“中坚”、“惊扰”、“讵容”、“妄”等。同时,通过学生和玉佛的命运的对比,更显出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利欲熏心。而学生和玉佛的命运,只是当时国乱时危的动荡中国的一个缩影,具典型性,活画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生命的视如草芥的行径。
此诗犹如一篇驳论性的文艺杂文。作者善于从反面材料中提炼出若干要点,逐一加以批驳。画龙点睛,要言不繁,抓住本质,镜无遁形。幽默和诙谐,渗透在字里行间,笔锋所至,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