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开篇即从首途前夕饯宴之后写起。起笔即打破了一般送别诗词从长亭饯别到别后相思的模式，而是用倒叙法先从饯别之后的心情、感受写到分襟时的难舍难分情景的追忆。在追忆中层层推进，深化离情，而省略饯别宴会的场面。

　　接着写春色情景，“望一川暝蔼，雁声哀怨”，亦在烘托离别忧伤的情绪，连雁的鸣声都显得有些悲伤。再由景写至人本身。“半规凉月”，半月意谓着无法圆满，恰应了离人心中的真切感受。离别的人在月下话别，离情依依的感觉亦随着文字的铺陈而散发出来。

　　“酒醒后”以下几句当是写“楚客”在离开送别者以后独居旅舍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处的时间、空间都来了个大转换。“泪花销凤蜡，风幕卷金泥”烛泪都快销尽了，印有金泥图案的帘幕，随风舒卷，飘曳不定，在搅动“楚客”的情怀。好不容易才进入梦境，和“她”相逢，正欲互诉离情，偏偏又被响亮的砧杵捣衣声惊醒。“她”的绮罗香泽闻不到了，“她”的形象消失了，只留下梦回之后的“馀悲”。“馀悲”照应前文，可想到他的饯别之前、送别之后，梦境之中的深切悲苦。同时还能引起下片的追忆与推想，乃上串下连，前后呼应的关键词语。这段由不寐到入梦，由梦境到梦回，层层铺叙，有实有虚，深情婉转，从而更强化了“楚客”旅夜独居的孤寂感。

　　下片用倒叙法追忆昨宵饯别、分襟时，难分难舍的情景。亭皋指水边平地，即“楚客”与恋人分襟地。分襟与分袂同义，表示离别。在他们分手时，“难拚处，偏是掩面牵衣”，这情景已足使人禁受不了，这是第一层悲愁。如果这次分襟只是暂别，后会有期，那也可于悲愁中聊以自慰。然而这次分别是“怨怀长结，重见无期”，生离等于死别，这悲愁非比一般，这是第二层悲愁，较前推进了一层。

　　“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想”字领起，用自己的推想使词境展开到一个新境界。虽然后会无期，如果能时通鱼雁，以寄相思，那也可略慰离怀，但这毫无用处。银钩，指小字，即使将银钩小字写满信笺，也是空写，终难解相思之苦。

　　“断鸿声里，玉筯还垂”想到恋人也在断鸿声里至今还流着伤心的眼泪，这里第三层悲愁。结构层层推进，抒情步步转进，愈转愈深，“楚客”的感情也推向了最高点。层层转进，曲折回环，亦“顿挫之致”也。

　　“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彼此心中有多少深愁或多少情意，老天都知道。颇有此情可鉴日月的味道，而词人写至此，也显出自己的情深意浓，多说无益，就交予苍天吧。

　　这首词表情达意，除借景言情外，结构上的腾挪跳荡也使别情的表达在曲折中愈处浑厚凝重。诗词典故的灵活运用、语言的富艳精工又为本词增添了一分绚丽和醇雅。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该词托物言志，采用比喻、衬托、动静结合的手法，表达了词人对梅花不畏严寒的赞美，寄托着词人不同流俗的志趣。

　　这是一首咏物词。刘熙载云：咏物应“不离不即”（《艺概》），意即咏物而不滞于物，也就是说好的咏物诗词既要做到曲尽妙处，又要在咏物中言情、寄托。本首咏物词就有“不离不即”之妙。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蝴蝶初翻帘绣”三句，描写纷飞的白雪，时而像翻穿绣帘的蝴蝶，时而像万千天女散花舒袖长舞，时而像落花飘洒，时而像飞絮蒙蒙。这里采用博喻的方法，将雪比做“蝴蝶”、“玉女”、“落花”、“飞絮”，用这些事物来比拟，创造了一个优美的意境，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印象，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比喻，可以比声音、比形象、比情态、比心情、比事物，但都要抓住两者之间的可比之处。

　　这首词的比喻，主要是比形象、比情态。蝴蝶穿帘的形象，是比拟雪花的轻而美，玉女飞舞的形象，比拟雪花洁白而飘逸，落花比拟轻飏而凄清，飞絮比拟雪花飘洒而色白。这些比喻都是新奇的想象，富有独创性，自然、精当，达到了“喻巧而理至”的效果。正因这些喻体都含着一个“飘”意，就为歇拍的抒情句“长忆著、舞桥别后”作了铺垫，从而寄寓了羁旅在外，飘泊异乡的愁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又因上片巧妙用典，如“落花”、李白的“秦楼月，年年柳色，舞陵伤别”（《忆秦娥》）而加浓了诗的意境。“舞桥”暗用了王勃“客心千里倦，春争一朝归。还伤北国里，重见落花飞”（《羁春》）。

　　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姚铉说：“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见贺裳《皱水轩词筌》）这是说写咏物诗词，可正面描写，也可侧面描写，或以反衬手法出之。本首下片，词人就用寒梅来衬白雪，既勾画了雪之洁白，又表现了梅之高格，从而寄托了词人的孤芳、高洁的志趣。“浓香斗帐自永漏”一句，写梅花在雪后深夜之时开放，清香从窗外飘入室内的斗帐中。“浓香”代指梅花。“漏永”即“永漏”，意夜深。

　　“任满地、月深云厚”一句，既写夜晚的雪景，如厚厚云絮铺满大地，似皎洁月光洒向原野。天宇大地，上下辉映，好一个银白世界。它静无纤尘，多么玲珑剔透。在这静穆的天地间，有一枝寒梅怒放，散着浓香，衬托着洁白的雪更加光洁隽美了。歇拍“夜寒不近流苏，后庭梅瘦”，又是一个抒情句。赞美雪中梅花不畏寒冷，不同流俗，不趋炎势，只在冰清玉洁中独弄清影。这白雪寒梅的形象又寄托了词人孑然独立的志趣。

　　本首咏物词，既用博喻修辞法，将雪作多角度的正面描绘，表现了雪之多姿多彩的动态美；又用衬托法，以清高的梅衬洁白的雪，创造了冰清玉洁的意境，表现了一种玲珑的静态美，在动与静、虚与实的结合中，融进词人的思想感情，创造了一种秀雅飘逸的风格。

　　《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