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从第一句看“时候”，从第二句看“景象”。重视“霁”的理解。①善于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把晓行所见静与动的景致写得变幻神奇。②把云误当山峰，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③语言质朴自然，明白如话，却把景物描摹得生动逼真。
作者以自己由错觉到获得真知的体会告诉人们：生活中，常有以假乱真的现象发生，但假象终究不能掩盖真实。我们想要不被假象所迷惑，就应全面深入地观察事物，以明辨真伪。（第一层指明其中的道理，第二层应表明我们的态度。两个要点递进展开。）
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如《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突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晓行望云山》，描写的是自己的新鲜感觉，展现的是诗人的心灵世界。
上阕首句“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中看似都是景语，实则化用了韩倔《有忆》“愁肠泥酒人千里，泪眼倚楼天四垂”和魏夫人《阮郎归》“夕阳楼处落花飞，晴空碧四垂”的物境和意境，词人看到了渺远而开阔的景物，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劝君莫上最高梯”说出了自己思乡的心绪，因为登得愈高，思乡的离愁别恨也就愈加强烈，这里表现了词人怕触动无法排遣的乡情，才不敢凭高眺远，但词人却不予点破，可以说是含而不露，深沉蕴藉。
下阕首句“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中，词人通过写新笋成竹、落花燕巢这样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对时光流逝思念之情。结合上阕内容，词人把视角从天空原野拉到了眼前的新竹燕巢，一远一近，一大一小，丰富了词的层次感，也在广阔空间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的维度，使词的抒情更加真切、感人。末句是景中情语，而其情过于深切，“忍听林表杜鹃啼”采用反问的语气，表达了词人思念家乡，盼望回归故里的迫切之情。
这首写思乡之情的小令从一开始就将愁情包含在了词句之中，全词更显愁思萦绕、不绝如缕，点明所愁的正是乡情，而用典自然，如从己出，也是这首词的重要艺术特色。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