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主要写三山即福州西湖的优美景象,但也透出作者自己的颓放与悲哀。首句以连云的湖水,拂天的翠柳,极写西湖的辽阔、饱满、绿意醉人。接二句写自己,写自己既得以住在风月最佳处,又与这最美的风月景象不相称。“衰翁”一词,可见其颓唐放逸的心情。“垂杨”一韵,接首句“翠拂空”而来,写自己领受了“厚重”的处恩,在西湖无柳处补种芙蓉的情态。
下片赋写自己游湖的快乐,在快乐中也透出颓放之意。首句承上文描写西湖之美的语句,再写西湖之美,但并不重复,因为此处是以“水晶宫”的想像,赋予西湖以神仙幻境般的神奇之美。“有时”两句,暗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为儿童所笑的典故,写自己在此喝得酩酊大醉,于是骑马归去时,不免为儿童辈所笑的情景,用以形容自己像山简一样的颓放。结韵为加一倍法抒情写怀,他说自己既然遭遇到迎面而来的逆风,那么就不再往前行船,索性酣醉于这被风激起的浪花中。以“打头风”象征阻碍他的政治力量,以“醉浪花”比喻自己的索性颓放,但也含有不为风浪所吓倒的风骨。
全词用事浑化无迹,意境如同全为白描绘成,口语造就。因此神迹双清,余味隽永。
此诗明显是李白赐金还山回到山东单父(现单县)所作,当时杜甫高适与他一同来到这里,当然是李白请客,唐玄宗刚刚给了他不少黄金,沿途也收了不少馈赠,除掉给济州道士们的钱,估计还有不少赢余,后来在这里造酒楼,以及在龟阴买的地大约也是用这笔钱.
当时三人一定很爽,难怪杜甫到死都没有忘记李白,吃了别人的嘴软哈!那高适就有点不够哥们了,帮助李白出狱是宋若思干的,他在旁边看热闹,其实,当时他比小宋的官大,也是直接管李白的事儿的,恩,不哥们!
单县故事不少,牌坊也比较有名,李白当初也在这水边喝过酒,就把这些照片一起发给大家玩玩.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