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
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为整齐的四言体,每章内容各有重点,按人物的活动依次叙述,脉络连贯,层次清楚。
首章从大禹开通九州,韩城有大道直通京师起笔,表明北方本属王朝疆域。通过周王亲自宣布册命和册命的内容,说明受封的韩侯应担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及周王所寄予的重大期望;任务和期望的根本之点,是作为王朝的屏障安定北方。
第二章叙述韩侯觐见和周王给予赏赐,而这一切都依据礼法进行。呈介圭为贽表明韩侯的合法地位,周王的赏赐表示韩侯受到的优宠。周代以“礼”治国,“礼”就是法律和制度,按制度,周代贵族服饰车乘的质料、颜色、图案、式样、大小规格都有规定,不能僭越。周王赏赐的交龙日月图案的黑龙袍、红色木底高靴、特定规格的精美车辆,都是诸侯方伯使用的。由周王赏赐,类似后世的“授衔”和公布享受何种等级的待遇,它表明受赐者地位、权利的提高:年轻的韩侯一跃而为蒙受周王优宠、肩负重任的荣显人物。
第三章叙述韩侯离京时由朝廷卿士饯行的盛况。出行祖祭是礼制,大臣衔命出京,例由朝廷派卿士在郊外饯行,这也是礼制。祖祭后出行,祭礼用清酒,所以饯行也“清酒百壶”,这仍是礼制。一切依礼制进行,又极尽宴席之丰盛。这些描写继续反映韩侯政治地位的重要及其享受的尊荣。
第四章叙述韩侯迎亲。这一章铺陈女方高贵的出身家世和富贵繁华的迎亲场面,烘托出热烈的喜庆气氛,再现了贵族婚礼的铺张场景和风习,也表现了主人公的荣贵显耀。
第五章重点叙述韩国土地富庶,河流湖泊密布,盛产水产品和珍贵毛皮。这些叙述从蹶父选婿引起,以韩姞满意作结,虽然叙述重点转移,却与上章紧紧钩连,不显突兀,收过渡自然之妙。
第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成为北方诸侯方伯,建韩城,施行政,统治百国,作王朝屏障,并贡献朝廷,与首章册命遥相呼应。
全诗的主题是颂扬韩侯,颂扬他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周王的优宠和倚重,公卿对他的尊慕和礼敬,诗中渲染的他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篇歌颂接受国家重任的大臣的颂歌。其中,饯宴、迎亲的场景描写,是诗中的插部,用以烘托主人公的高贵荣显,并使全诗波澜迭兴,有张有弛,有明有暗,有庄有雅。相映成趣。
此诗颂美一个荣显的诸侯,却没有溢美之辞,而只是叙述事实,铺陈事物,或正面描述,或侧面烘托,落笔庄重大方,不涉谄谀,也不作空泛议论,这在颂诗中是特出的。
全诗六章,各章重点突出,但前后钩连,结成一体;内容相对集中,而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无割裂枝蔓之累,其结构亦可资借鉴。
此诗的语言风格也变化多姿。首章叙述周王册命,其语言如《尚书》用语般典重古奥;第二章叙述周王赏赐,铺陈华丽,以见恩宠之隆;第三章以下间用叠词、口语,描写有声有色,写得生动活泼。一诗之中,语言风格三易,即俗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