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