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这是一首宫怨诗。点破主题的是诗的第二句“金屋无人见泪痕”。句中的“金屋”,用汉武帝幼小时愿以金屋藏阿娇(陈皇后小名)的典故,表明所写之地是与人世隔绝的深宫,所写之人是幽闭在宫内的少女。下面“无人见泪痕”五字,可能有两重含意:一是其人因孤处一室、无人作伴而不禁下泪;二是其人身在极端孤寂的环境之中,纵然落泪也无人得见,无人同情。这正是宫人命运之最可悲处。句中的“泪痕”两字,也大可玩味。泪而留痕,可见其垂泪已有多时。这里,总共只用了七个字,就把诗中人的身份、处境和怨情都写出了。这一句是全诗的中心句,其他三句则都是环绕这一句、烘托这一句的。
起句“纱窗日落渐黄昏”,是使无人的“金屋”显得更加凄凉。屋内环顾无人,固然已经很凄凉,但在阳光照射下,也许还可以减少几分凄凉。现在,屋内的光线随着纱窗日落、黄昏降临而越来越昏暗,如李清照《声声慢》词中所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其凄凉况味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是为无人的“金屋”增添孤寂的感觉。屋内无人,固然使人感到孤寂,假如屋外人声喧闹,春色浓艳,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或者也可以减少几分孤寂。现在,院中竟也寂无一人,而又是花事已了的晚春时节,正如欧阳修《蝶恋花》词所说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也如李雯《虞美人》词所说的“生怕落花时候近黄昏”,这就使“金屋”中人更感到孤寂难堪了。
末句“梨花满地不开门”,它既直承上句,是“春欲晚”的补充和引伸;也遥应第二句,对诗中之人起陪衬作用。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指出“诗文俱有主宾”,要“立一主以待宾”。这首诗中所立之主是第二句所写之人,所待之宾就是这句所写之花。这里,以宾陪主,使人泣与花落两相衬映。李清照《声声慢》词中以“满地黄花堆积”,来陪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中人,所采用的手法与这首诗是相同的。
从时间布局看,诗的第一句是写时间之晚,第三句是写季节之晚。从第一句纱窗日暮,引出第二句窗内独处之人;从第三句空庭春晚,引出第四句庭中飘落之花。再从空间布局看,前两句是写屋内,后两句是写院中。写法是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从屋内的黄昏渐临写屋外的春晚花落,从近处的杳无一人写到远处的庭空门掩。一位少女置身于这样凄凉孤寂的环境之中,当然注定要以泪洗面了。更从色彩的点染看,这首诗一开头就使所写的景物笼罩在暮色之中,为诗篇涂上了一层暗淡的底色,并在这暗淡的底色上衬映以洁白耀目的满地梨花,从而烘托出了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气氛和主人公的伤春情绪,诗篇的色调与情调是一致的。
为了增强画面效果,深化诗篇意境,诗人还采取了重叠渲染、反复勾勒的手法。诗中,写了日落,又写黄昏,使暮色加倍昏暗;写了春晚,又写落花满地,使春色扫地无余;写了金屋无人,又写庭院空寂,更写重门深掩,把诗中人无依无伴、与世隔绝的悲惨处境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都是加重分量的写法,使为托出宫人的怨情而着意刻画的那样一个凄凉寂寞的境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此外,这首诗在层层烘托诗中人怨情的同时,还以象征手法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从而进一步显示出诗中人身世的可悲、青春的暗逝。曰“日落”,曰“黄昏”,曰“春欲晚”,曰“梨花满地”,都是象征诗中人的命运,作为诗中人的影子来写的。这使诗篇更深曲委婉,味外有味。
此词题作“佳人”,叙写的对象是一美貌女子。
《玉女摇仙佩·佳人》这首词开篇即凌空飞来一句“飞琼伴侣,偶别珠官,未返神仙行缀”,凝神细思,原来是以“飞琼伴侣”喻指这位女子。仙女许飞琼曾为西王母“鼓震灵之簧”(《汉武内传》),作为她的女伴,这个女子自然也非同凡响了。更何况她是“偶别”仙宫,来到人间,再没有回到仙界去。如果说第一韵写了这位女子的超凡,下面的一韵则写了她的脱俗:随随便便地装束,寻寻常常地言语,便清丽过人,美艳超群。其超脱凡俗处,真不可以常人之心思之也。
人们常喜欢用名花喻美女,“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温庭筠《浣溪沙》其三),“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韦庄《女冠子》其二),“腰如纫柳脸如莲“(顾夐《荷叶杯》其七)……但柳永这首词“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几句,真是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新之法。在词人的眼中,“奇葩艳卉”也不过是或红得浓重、或白得浅淡而已,哪里赶得上她如此多情,占尽了人间所有的美艳娶质。词句明白如话却凭空出奇,突破了自古以名花喻美人的俗意。
从叙写的情事看,这首词的女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风尘女子,但词人将她写得那样脱俗,那样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正体现了柳永创作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那就是把妓女当作人,把妓女当作倾诉衷情的对象。这种思想,在词的下阕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
从内容方面说,下阕主要写“我”与“佳人”的恩爱深情。就写法而言,下阕多有小的开合,又时而宕开一层,写情一步深似一步。
过片由“须信”领起,写良宵美景,不忍“把光阴轻弃”,一韵中三句间形成小的开合。接下来又宕开一层,写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有盛年相依相伴,故以“且恁相偎依”一句收住了这一层意思。既而笔致又深一层,点出了佳人所看重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我”的“多才多艺”。最后又有枕下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一个“断不”,语气决绝,以之收煞全词,产生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效果。
柳永在这首词中提出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即“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有进步色彩的社会意识,这种爱情模式冲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冲破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制度,对后世阐生了很大的影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官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所表现出的“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思想,就是对这种爱情观的进一步阐发。而柳永的首倡之功,则是不可磨灭的。至于词中“愿奶奶……”这样的俚俗之语,历代评者多毁疵之,但就全词来看,此乃小瑕,不足以掩大瑜也。
清人沈谦认为将美女比作鲜花,已是陈腐老套,俗而又俗了。比喻的生命在新在活,在于出人寻常意想之外。“翻旧为新”,其实突出的还是一个“活”字。太白“云”、“花”并举,且反过来说,活了。屯田则推倒了说:若是以花来比此女,会惹人嗤笑,其实花也无法与她相比,她占尽人间之美,在她面前,“深红浅白”的花免不了也相形见绌了。词的上片只是写美人之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她从仙女的舞队中走了出来,仿佛是来领略人世间的好天良夜,“皓月清风”。下阕则突出“我”的多才多艺,佳人合该配才子,写得深情款款,温存不尽。词以鸳梦好合作结,但梦只是梦,故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中,亦含无尽的怅惘。后世词论家针对“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数句,以为其“轻薄”,甚至是“秽亵”。其实这里虽写得略嫌刻露,然下阕以“须信”领起,完全是想象之词,况且柳词往往是由歌女们被之以管弦,故不刻意避俗。倘金圣叹评此词,想来非但不会指责,甚或以为是自然而然,文势之趋也。更甚或以为病诟者冬烘,头巾气太重亦未可知。全篇体现出柳词善于铺叙,流利婉转的词风,纡徐取势,迷离缥缈,令人含味不尽。最是“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数句,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举重若轻,笔墨简约,词家匠意文心,正须从此等细微处观之。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