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