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开篇两句描写山中大雨来临之前云气汹涌、狂风舞动的自然景象，生动形象。诗人描绘电闪雷鸣、雨势磅礴的雄伟奇观时运用了想象、比喻、夸张的手法。诗人登上高处从容观雨，但看到奔流，作者写人间的惊慌，是为了突出雨势之猛，并与自己登高从容观雨的状态形成对比。
下片作者登上苍翠的层峦之上观览奔涌的洪流，从从容容镇定自若。“洗尽从来尘垢，润及无边焦槁，造物不言功”，描写雨水洗尽了长久以来淤积的尘世污垢，滋润广阔无垠的枯萎的草木，生长万物不居功自傲。诗人借眼前大雨洗尘垢、润焦槁的景象，展现了荡涤污秽、惠施天下的远大抱负，从而寄托了自己不居功自傲的高洁情怀。本词以雨后放晴、太阳破云而出的情景作结，使全词收束于开阔明朗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