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菊花，不像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人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别出新意的道出了他爱菊的原因。
第一句“秋丛绕舍似陶家”的“绕”字写屋外所种菊花之多，给人以环境幽雅，如陶渊明家之感。诗人将种菊的地方比作陶家，可见秋菊之多，花开之盛。这么多美丽的菊花，让人心情愉悦。
第二句“遍绕篱边日渐斜”表现了诗人专注地看花的情形。第二句中的“绕”字写赏菊兴致之浓，不是到东篱便驻足，而是“遍绕篱边”，直至不知日之将夕，表现了诗人赏菊时悠闲的情态。诗人被菊花深深吸引住了，其爱菊之情，似较五柳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遍绕”“日渐斜”，把诗人赏菊入迷，流连忘返的情态和诗人对菊花的由衷喜爱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前两句短短的十四个字，有景、有情、有联想，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诗人在秋日傍晚漫步菊丛赏花吟诗而乐不思返的画面。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点明了诗人爱菊的原因。这两句以否定句式陡地一转，指出自己并非没来由地钟情菊花。菊花是在百花之中是最后凋谢的，一旦菊花谢尽，便无花景可赏。人们爱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来。因此，作为后凋者，它得天独厚的受人珍爱。诗人从菊花在四季中谢得最晚这一自然现象，引出了深微的道理，回答了爱菊的原因，表达了诗人特殊的爱菊之情。其中，当然也含有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
这首诗从咏菊这一平常题材，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给人以新的启发，显得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在写作上，用语淡雅朴素，饶有趣味。笔法也很巧妙，前两句写赏菊的实景，为渲染爱菊的气氛做铺垫；第三句是过渡，笔锋一转，跌宕有致，最后吟出生花妙句，进一步开拓美的境界，增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咏物诗写一只黄莺在深秋时节还未南飞避寒，劝其不要在此处留恋，应当尽快南归，表现出李煜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惧怕和对自己处境的担优。全诗托物言志，纯用“赋体”，不事雕琢，以简驭繁，以明白晓畅的诗句表现了生活的苦楚，让人产生无限的同情悲悯，教人神思黯然。
黄莺在春天啼叫，鸣声清亮婉转，悦耳动听，如自言，如对语，唤起人的遐想，送之巧名为“百舌”，视为春天的象征，是诗词文赋中常见的歌咏对象。李煜的大臣韩熙载就有奉令之作《御制游春长句》曰：“黄莺历历啼红树，紫燕关关语画梁。”但是，李煜这首诗，不取诗人习常之路，掉转而去咏叹秋天的黄莺，立意不同，情思不同。秋来气象肃杀，草木凋零，黄莺已过歌唱的生命而面临着严冬的枯索，结合李煜的处境，病体衰微的状况，都会使人想到，这首诗名为咏莺，实为自咏。
此诗一开篇便点出歌咏的对象黄莺，却称其为“残莺”，用词深刻。这是一只由春历夏而入秋的黄莺，歌唱过春天的繁花，栖身过夏日的浓阴，如今秋已至，冬将临，竟然还在林间独自飞。所谓“残”，是说这只黄莺年齡已老，体力已衰，是说这只黄莺躲过天灾人祸的劫难而存留到今天，还是说这只黄莺的伙伴都已不在而只剩下独自的生活。诗人不言，读者自可体会。看这黄莺在林间孤独地穿飞，诗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怜惜：“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写林而用“幽”，强调林间的昏暗幽深，吉凶不明，黄莺的前途难说。“独游”二字更见出幽暗中独自穿飞的孤苦。于是叹其“不知秋”：不知秋天已至，冬天在即，前面的命运会更加严酷，依然在这林间飞来飞去，究竟还在寻觅着什么。写鸟写林都折射出诗人的生活。
次联以“倾耳听”“入烟流”写诗人对这只黄莺的关注，承接上联的怜惜与感叹。莺既“残”，经历多，自然是“老舌”。而“老舌百般”叫不休，到底在说些什么：感伤时光的流逝，哀叹生的不永，诉说经历的悲欢，讲述独游的寂寞。诗人多么想明白黄莺的啼叫，于是倾耳凝听，追随着它的声音，然而黄莺却渐渐飞向远方，注视之中，“深黄一点入烟流”，消失在天边的薄云雾薯里，留下佇立的诗人，身影单薄。这时，询问带出的感慨便喷涌而出，诗由前二联的叙说而转入后两联的议论抒情。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借对莺啼的猜想解释来抒写自己的怀抱。“栖迟背世”说人与莺的生存状态，同样地孤独，同样地艰难莺是失群无伴而“独游”，人是国亡家破而素居，因此而同有“悲鲁”的哀痛，其痛之深，就像孔子当年对鲁国的悲哀。“在缑”用王子晋的故事，不仅贴切，也意味深长。王子晋善吹笙，与莺啼相关；王子晋是西周大子，身份则与诗人相关。而王子晋放弃王位，修道成仙，当其化身白鹤，显身缑氏山头而与家人作别之时，则仍有未曾放下的情感。诗人用“碎”来形容那“浏亮如笙”的音声，强调这音声乃是诀别之音，多少凄凉感伤在其中，听来心碎。而这心碎之声，既是故事中王子晋的乐声，又是此刻那黄莺的啼声，更是诗人自己的心声。
末联二句，借莺而劝导自己，这样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过去已经令人心悲神丧，而将来会更加凄凉：“露华凄冷蓼花愁。”不说将来如何，只说这眼前，露珠虽美，却是凝霜之前的最后一现，蓼花正开，却是冬日将至的最后的美丽。一切的美好，或者已经逝去，或者将要逝去，经历劫难的黄莺已入“烟流”，自己对这人世已没有什么眷恋。但是这种生命的绝望并没有直接说出，只用“露华蓼花”的秋景作描绘，点出“凄冷”与“愁”，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这首诗就标题而言，是一首咏物诗，但却打破了传统的咏物诗不可直道其物的写法。李煜不仅在诗中明白地点出“莺”字，而且，还用“残”“老”“独”来形容黄莺，刻意描绘秋莺的凄凉状态，全不理睬传统咏物诗的忌讳。他的这首诗，可以说开咏物诗的又一路数，将黄莺作为自己的化身，通过感慨黄莺在秋天的最后穿飞来抒写自己的命运哀伤。这种抒情方式仍然是委婉的，含蓄的，但不是借物抒情，而是构成了象征，带着一种寓言的意味，有如《诗经》中的《豳风·鸱鸮》。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