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
秦淮河流贯南京城中,明末河畔歌馆舞榭特盛。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王士禛以扬州推官奉命至南京谳狱,居河侧,感秦淮旧事,作此组诗,抒盛衰兴亡之感。诗流丽悱侧,情韵悠远。原作二十首,《渔洋精华录》删六首。此乃组诗之第一首,写作此组诗之缘由,奠定了组诗风格哀婉的基调。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通过言怀虚写秦淮的人文景观(舟、楼),秣陵的自然地理特点(秦淮河流贯市区)已寓于其中。作者对秦淮胜地向往已久,故说:“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断肠”一词有二义,一为极度悲伤,二为极度思念。前者如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后者如曹丕《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自然,因思而悲是常见的心理现象,故此二义亦相通。这句诗中的“肠断”,用的是第二义。与下句的“梦绕”相对应,合言正所谓“昼思夜想”,可见作者对秦淮胜景的情之切、思之深。在诗中,秣陵属地而言舟,秦淮属水而言楼,可见此舟非一般的舟,乃是行驶或停泊于内陆河的画船游舫;此楼亦非一般的楼,而是临水的雕梁画栋。这确实是秦淮胜景的特色。此地曾经繁华一时、声名远播,正是作者为之“肠断”“梦绕”所在。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通过记游实写秦淮的自然景观(雨丝风片、浓春烟景),但当时社会变迁的痕迹(秦淮无复旧日繁华)也宛然可寻。“十目雨丝风片罩,浓春烟景似残秋。“写诗人亲履其境后的印象。明代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有云:“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王士祯的诗句脱化于此,而又自出新意。上引《牡丹亭》诸句重在描写令人神怡的美景,而王士祯的“浓春烟景似残秋”却透露出无限的感伤。“浓春”不是初春,而是春意正浓的时节;“残秋”显然一片凋零、屑近严冬了。春意正浓的秦淮胜地,本应姹紫妍红、美不胜收,如今却是这等苍凉。作者的感受很深沉,但是这种感受的内容是什么?作者并未明言。“残秋”是时令即将交替的关捩点,也许诗人由时令的交替想到王朝的兴替,顿起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吧。或许诗人什么都没想,只是为秦淮河畔的实况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而觉得失望吧。作者虽未明言,读者却可因此而生出许多联想与忖度,欣赏此诗丰富的美感。
此诗以乐景抒哀情,由“肠断”两字可知作者怀着悲伤凄凉的心境来到了秦淮河边,虽是“雨丝风片”的春日,但在绵绵的细雨中,在潇潇的春风中,作者只感到了对秦淮河今昔对比的无限悲凉,浓艳的春光也安慰不了如残秋般的内心。全诗表达了作者对秦淮河凄凉萧条的哀伤感怀之情。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