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
文章的宗旨是显下易见的，不是暴露“礼”的崩坏，下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礼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曾参是以身护礼的典范。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以曾参为榜样，那是迂腐至极的。但抛开曾参所守“礼”的内容，他那种严于律己，知错必改的精神，也是令人感动的。“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将“德”的内容以新易旧，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名言。
临终易箦，对于曾子来说，不过是其一生中最微乎其微的生活细节，下这个细节正是回光返照中一道耀眼的闪光。《礼记》的原创者，对于这个细节做了简洁下生动地描绘。虽用字不多，但侍疾的场景具体，人物的情态毕现。尤其是童子童言无忌，口无遮拦;曾参表态坚决，语重心长，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曾子在病重之际还坚持要更换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符的床席，乃至在更换床席的过程中死去，表现了曾子恪守礼法的坚定信念，更体现儒家礼法至上的观念。这是一个极端的“克己服礼”的事例。
这首词以明月为媒介，以月之照临千里之外的闺房与边地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亲人，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词的上阕前两句写千里共明月之意，接下两句写此时独自伤悲的心情，再二句描绘相思的情景，结处则以此刻边声、乌啼烘托相思之苦之无助。月的力量是无形又有形的，月光同时弥补了两地难以逾越的距离，使词人的思绪飞跃于两地之间，频频更换的场景模糊了边地于闺房的界限。上片层层转进，曲折婉转。
下阕进一步诉说相思的痛苦。前四句说悲歌不胜消受，悲泪暗流不止，其相思之苦状如此，奈何奈何？下二句又假想妻子也在为别离而伤感，再二句怨恨无梦可慰相思之痛，只有以违心之字的书信聊以自慰。最后二句宕开，是“违心字”的延伸。以思妇之口，道出了征人的不关心思念自己。语虽平淡，但却更显情致绵长深婉。因遥远的距离之隔产生的抱怨于误解恰恰表现出了与妻子感情笃挚、意气相投的底蕴。
全词意象繁密，情感细腻，在缠绵悱恻的思念中平添了慷慨悲凉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