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在这里,所以称为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复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别气氛。写灞水水势“流浩浩”是实写,但诗人那种惜别的感情,也正如浩浩的灞水。这是赋,而又略带比兴。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春草萋萋,会增加离别的惆怅意绪,令诗人伤心不已;而古树枯而无花,对于春天似乎没有反映,那种历经沧桑、归于默然的样子,比多情的芳草能引起更深沉的人生感慨。这样,前面四句,由于点到灞陵、古树,在伤离、送别的环境描写中,已经潜伏着怀古的情绪了。于是五六句的出现就显得自然。
“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时代著名诗人。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友人在离开灞陵、长别帝都时,也会像王粲那样,依依不舍地翘首回望。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很多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西京的巍巍宫殿上,太阳快要西沉,浮云升起,景象黯淡。这带有写实的成份,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原因。
从诗中来看,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诗人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诗是送别诗,真正明点离别的只有收尾两句,但却始终围绕着送别,诗人抒发的感情也绵长而深厚。这首诗的语言节奏和音调,表现出诗人欲别而不忍别的绵绵情思和内心深处相应的感情旋律。诗以两个较短的五言句开头,但“灞水流浩浩”的后面三字,却把声音拖长了,仿佛临歧欲别时感情如流水般地不可控制。随着这种“流浩浩”的情感和语势,以下都是七言长句。三句、四句和六句用了三个“之”字,一方面造成语气的贯注,一方面又在句中把语势稍稍煞住,不显得过分流走,则又与诗人送别友人而又欲留住友人的那种感情相似。诗的一二句之间,有“灞陵”和“灞水”相递连;三四句“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由于排比和用字的重叠,既相递连,又显得回荡。五六句和七八句,更是顶针直递而下,这就造成断而复续、回环往复的音情语气,从而体现了别离时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围绕离别,诗人笔下还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古老的西京,绵绵的古道,紫阙落日的浮云,怀忧去国、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迹的前代诗人王粲等等。由于思绪绵绵,向着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扩展,因而给读者以世事浩茫的感受。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像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表面上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的风格是飘逸的,但飘逸并不等于飘渺空泛,也不等于清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又都是丰满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读者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这和清空飘渺便迥然不同。像这样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浑厚的气象,充实的内容,是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这首《柳枝词》,明代杨慎、胡应麟誉之为神品。它有三妙。
一、故地重游,怀念故人之意欲说还休,尽于言外传之,是此诗的含蓄之妙。首句描绘一曲清江、千条碧柳的清丽景象。“清”一作“春”,两字音韵相近,而杨柳依依之景自含“春”意,“清”字更能写出水色澄碧,故作“清”字较好。“一曲”犹一湾。江流曲折,两岸杨柳沿江迤逦展开,着一“曲”字则画面生动有致。旧诗写杨柳多暗关别离,而清江又是水路,因而首句已展现一个典型的离别环境。次句撇景入事,点明过去的某个时间(二十年前)和地点(旧板桥),暗示出曾经发生过的一桩旧事。“旧”字不但见年深岁久,而且兼有“故”字意味,略寓风景不殊人事已非的感慨。前两句从眼前景进入回忆,引导读者在遥远的时间上展开联想。第三句只浅浅道出事实,但由于读者事先已有所猜测,有所期待,因而能用积极的想象丰富诗句的内涵,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生动画面:杨柳岸边兰舟催发,送者与行者相随步过板桥,执手无语,充满依依惜别之情。末句“恨”字略见用意,“到今朝”三字倒装句末,意味深长。与“二十年前”照应,可见断绝消息之久,当然抱恨了。只说“恨”对方杳无音信,却流露出望穿秋水的无限情思。此诗首句写景,二句点时地,三四道事实,而怀思故人之情欲说还休,“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深沉幽怨,尽于言外传之,真挚感人。可谓“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极尽含蓄之妙。
二、运用倒叙手法,首尾相衔,开阖尽变,是此诗的章法之妙。它与《题都城南庄》(崔护)主题相近,都用倒叙手法。崔诗从“今日此门中”忆“去年”情事,此诗则由清江碧柳忆“二十年前”之事,这样开篇就能引人入胜。不过,崔诗以上下联划分自然段落,安排“昔──今”两个场面,好比两幕剧。而此诗首尾写今,中二句写昔,章法为“今──昔──今”,婉曲回环,与崔诗异趣。此诗篇法圆紧,可谓曲尽其妙。
三、白居易有《板桥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唐代歌曲常有节取长篇古诗入乐的情况,此《杨柳曲》可能系刘禹锡改友人之作付乐妓演唱。然此诗就《板桥路》删削二句,便觉精采动人,颇见剪裁之妙。诗歌对精炼有特殊要求,往往“长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衍露骨”(明谢榛《四溟诗话》)。《板桥路》前四句写故地重游,语多累赘。“梁苑”句指实地名,然而诗不同于游记,其中的指称、地名不必坐实。篇中既有“旧板桥”,又有“曾共玉颜桥上别”,则“此路今重过”的意思已显见,所以“若为”句就嫌重复。删此两句构成入手即倒叙的章法,改以写景起句,不但构思精巧而且用语精炼。《柳枝词》词约义丰,结构严谨,比起《板桥路》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禹锡的绝句素有“小诗之圣证”(王夫之)之誉,《柳枝词》虽据白居易原作改编,也表现出他的艺术匠心。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