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前六句专写金陵妓。开头两句，诗用行人“窃听琴声”发端，琴声自“碧窗里”传出，表明弹琴的人是女子，琴声能引来行人窃听，可见琴声悠扬优美，弹琴的人技艺娴熟。这两句描写金陵城东的歌妓善弹古琴。“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度西江水。”以一片落花喻指金陵子，形容她好像仙女，气韵不凡，自天而降落人间，随人们一起渡过西江水，来到金陵。“楚歌吴语”二句，描写金陵子富有情致：金陵子能唱楚歌，她操一口吴侬软语，娇滴滴未成腔调先有情。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小妓金陵歌楚声。”李白对这位才艺、容貌双全的歌妓曾倾心过。他写的诗句“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透露过这个消息。
最后两句，诗人以摅写自己的心迹结束全篇。他借用晋朝谢安的典故，喻写自己的意愿。谢安旧时隐居于会稽东山，后来居住金陵，他便筑土山以比拟东山，常携妓纵情游赏。李白的《东山吟》也写过这则典故，他在题下自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诗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这首《金陵子》结句与《东山吟》意义类似。“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诗人正邀约金陵子，携手在林泉佳处游赏。谢安志在东山，李白志在林泉，诗意故作放旷，而不满现实、退隐青山之志，隐然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事迹：云：“ （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按，谢灵运封康乐公，魏氏误以谢灵运为谢安），故世号李东山。”
摹写歌妓，如果着意于容貌、服饰和纤秾艳丽的色彩，必流于平庸。李白却用宕逸轻灵之笔，清新洒脱的语言，形容金陵子的才艺、气韵、情致，不落俗套，情意缠绵。结句切金陵城，借用谢安典故，比喻自身意绪，就地起兴，喻意恰当，妥贴自然，更增添了诗篇的超逸神韵。
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