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征夫远在边塞，久去不归，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欲寄征衣”，正是她思念、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转念一想，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语意一正一反，一波一折，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
“不寄君衣君又寒”这句则以反语倒说：既然寄了征衣，亲人不还，那就“不寄征衣”吧。这似乎可以消除“君不还”的忧虑了，但她旋即想到：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这是自己更不忍心，更为忧虑的。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最后“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时而不寄，时而担心“君不还”，时而忧虑“君又寒”，每一踌躇，每一反复，都在思念、关切和痛苦的感情。
其实远方征人的“不还”与寒衣的“寄与不寄”并没有必然联系。女主人公是基于“君不还”的现实才制作冬衣，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她也明知这一点，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形制短小，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极简练的文字，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曲二十四字中，“寄”“君”“衣”“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
上片以推心置腹的知心话语慰抚老师。纳兰性德词人直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让恩师在京城中熬到头发花白的，能够归乡隐居，在优美如画的清溪上垂钓，自得其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词人善解人意，对清白儒雅的老师在官场内部争斗中蒙冤后辞职归乡的选择，给予的最深切的同情与支持。
下片写那些看似纵情享受荣华富贵的衮衮诸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身外的得时浮华，是在虚度人生。当然，事出无端，与老师分别之际，车马萧萧，西风凄紧，孤雁南飞。恩师此番得去，就与自己再难见面了，因此纳兰性德心中悲凉不已，鼻酸泣下，细雨蒙蒙中，别情依依，唯有频频挥手以酬知己了。在伤心地慰藉老师之后，最后，纳兰性德还是忍不住吐露了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要知道，那些朝廷得势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确得到了许多身外浮名，但都是虚掷岁月，人生有多少雄心，就有几番噩梦，最终都是泪点霜华织。
刚刚中举的纳兰性德，似乎应该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时候，然而这位年轻的贵公子，却写出这样词章，可知其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另有不同凡俗的理解。这封学生写给老师的信，也成为文学史上同类作品中情深谊长的上乘之作。从全词看，词人的座师蔡德清先生此番被迫回归故里，可以说是受了不白之冤的。作为弟子除了填此以示同情和宽慰之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但此篇中在慰藉座师的同时，也抒发了词人愤世嫉俗的情怀。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