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玉门关盖将军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在岑参的边塞诗,甚或是整个唐代的边塞诗中,都有一点别致。它用纪实的铺叙手法,首句便以“真丈夫”起笔,由年龄、相貌,及其智、其威,介绍盖将军的功名和业绩,写出了这位守将武勇的外貌和粗豪的性格的一面,又从室内装饰、家宴、奴婢、家戏、名驹、出猎等几个侧重场景,写出了他军中无事只知寻欢作乐的一面。其中对奢侈豪华的夜宴的描写占了一半的篇幅,里面有赞赏也有讽刺。这种讽刺自然是委婉的,甚至带点调侃的语气。这位盖将军在古代边将中大概很有点代表性。他们在战场上是勇猛的,在争豪斗富的享乐方面也决不示弱。从狭隘的角度看,这些记述,无不是为盖将军炫耀光彩。但就理解全诗而言,诗末却以“酒剩沽”、忆“旧酒徒”(诗人旧友皆为学子,均非权贵),无不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诗中尽述盖将军家妓之美貌,闻绝世名曲之喜悦后,却以秦罗敷之绝胜而告警。虽然此议夹在几个侧重面之间,却能使读者领悟到诗人对其奢侈之过的批评。
这首诗的主旨是歌颂盖将军,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诗中所写盖将军享受的奢侈,连奴仆侍妾都服三品以上官服,反映出了唐朝边将的骄盈跋扈。这是唐玄宗后期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决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看,这首诗为后人记述了盛唐时达官显贵的荒淫奢侈,成为史料的一个方面,颇具有价值。此诗句句押韵,或三句一顿,或两句一顿,既富有音乐感,又穷极抑扬顿挫变化,具有一种声情效果。
此诗首联倒装。按顺序说,第二句应在前。其中的“独宿”二字,是一诗之眼。“独宿”幕府,眼睁睁地看着“蜡炬残”,其夜不能寐的苦衷,已见于言外。而第一句“清秋幕府井梧寒”,则通过环境的“清”、“寒”,烘托心境的悲凉。未写“独宿”而先写“独宿”的氛围、感受和心情,意在笔先,起势峻耸。
颔联写“独宿”的所闻所见,清代方东树指出:“景中有情,万古奇警。”而造句之新颖,也非同一般。七言律句,一般是上四下三,这一联却是四、一、二的句式,每句读起来有三个停顿。诗人就这样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以顿挫的句法,吞吐的语气,活托出一个看月听角、独宿不寐的人物形象,恰切地表现了无人共语、沉郁悲抑的复杂心情。
前两联写“独宿”之景,而情含景中。后两联则就“独宿”之景,直抒“独宿”之情。“风尘”句紧承“永夜”句。“永夜角声”,意味着战乱未息。那悲凉的、自言自语的“永夜角声”,引起诗人许多感慨。“风尘荏苒音书绝”,就是那许多感慨的中心内容。“风尘荏苒”,指战乱延续的时间很长。诗人时常想回到故乡洛阳,却由于“风尘荏苒”,连故乡的音信都得不到。“关塞”句紧承“中天”句。诗人早在《恨别》一诗里写道:“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好几年又过去了,诗人却仍然流落剑外,一个人在这凄清的幕府里长夜不眠,仰望中天明月,不由得心事重重。“关塞萧条行路难”,就是那重重心事之一。思家、忆弟之情有增无已,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洛阳。这一联直抒“宿府”之情。但“宿府”时的心情很复杂,用两句诗无法写完。于是用“伶俜十年事”加以概括,意蕴深远。
尾联照应首联。作为幕府的参谋而感到“幕府井梧寒”,诗人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那个鹪鹩鸟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他从安史之乱以来,“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那饱含辛酸的“伶俜十年事”都已经忍受过来了,如今却又要到这幕府里来忍受“井梧寒”。用“强移”二字,表明他并不愿意来占这幕府中的“一枝”,而是严武拉来的。用一个“安”字,不过是诗人自我解嘲。诗人一夜徘徊徬徨、辗转反侧,心中并不安宁。
诗中抒发的感情还是伤时感事,表达出作者对于国事动乱的忧虑和他飘泊流离的愁闷。正是始终压在诗人身上的愁苦使诗人无心赏看中天美好的月色。前六句具体写出了诗人对风尘荏苒、关塞萧条的动乱时代的忧伤。最后两句虽写“栖息一枝安”,但仍然是为他辗转流离苦闷。总之,诗人当时境遇凄凉,十年飘泊辗转,诗风沉郁。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的苦吟诗人,长于五言律诗,集中五言律诗也最多。他的律诗,字斟句酌,排比工整,常有佳句,耐人寻味。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或气象雄浑,或情景幽独,颇为人们所称诵。不过除了一些佳句以外,他写得好的律诗并不多,这是由于他过于醉心词句的琢磨,往往忽视了全诗的整体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五言律诗,虽然对仗工整,却有雕琢的痕迹,不够自然,缺乏动人的情怀,使人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倒是他的一些绝句,无意求工,写得自然、朴素,别有情致。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较优秀的作品。
这是一首抒写送春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极力抒写的是“苦吟”诗人不忍送春归去,但也无计可留,只有长坐不睡,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哪怕是一刹那时光,也是值是珍惜的。首句“三月正当三十日”,点明三月晦日,表达春天即将逝去。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次句“风光别我苦吟身”,意思是说:春光虽然别我而逝,但我这个苦吟诗的人,怎忍别春。不说送春,而说“风光别我”,是虚写“送”字。这句用的是拟人手法,显得很自然而有情味。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前句写了诗人与友人愿一夜不眠不寐,后句则写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守住最后的一线春光。前两句把春天精确到最后一天,这里却精确到了最好一刻。末二句说虽然已到春尽之期,无计可以留春,但只要晨钟未动,明朝之夏未来,仍然还是春天。因此,当这最后一夜之时,愿与友人不睡,共同苦吟饮酒,以表送别之情,这样也还是能够很好地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犹是春”三字,可如宋苏轼所说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了。这首诗颇有古诗的“何不秉烛游”的意思。但二者旨趣并不相同。古诗的作者秉烛夜游,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应及时行乐;这首诗的作者良夜不眠,则是为了流连春光,爱惜韶华,并无伤感之情,作者只意在珍惜时光,刻苦吟诗,这就从惜别春光中,引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