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起句点出在历代众多的画家中，最为推许惠崇，为下文蓄势。接着十二句正面写画，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法。前八句实写画面景色；后四句则虚写惠崇的精湛技艺。下面八句为衬笔，以画家巨然和崔白的画从侧面烘托、陪衬。后四句以感慨三位画家的遭际而收结，结尾两句感叹时人只重金钱不重艺术，因而借口今人的画不如古人，从批评中称扬了三位画家的艺术成就。这首古体诗结构严谨，手法迭变，意脉连贯而运笔自如。诗分共为四段。
第一段六句，写画面。起首两句，正面点出惠崇的地位，说惠崇的成就在众多的画家中十分突出。在正点中诗又不忘旁引，用“吾最许”三字作衬语，转入“旱云”句，开始描写所题画的画面，具体写时，又欲擒故纵，仍把“旱云”句作引，说六月里天气炎热，但看到这画，使人仿佛站在水边，顿生凉意。
“黄芦”二句具体写画面上是一片黄芦摇曳，白色的芦花覆盖在沙滩上，一对对凫雁静静地依偎着。诗在写画时，时刻不离观画的人，写得盘桓曲折，色彩层次都很鲜明。“移我翛然堕洲渚”一句，既写画技又带画面，同时指出画中景色能使人深深投入，移人性情，这也就是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的意思。
“往时所历今在眼”起八句为第二段，写观画的感受。先由上面画中的水边景象，唤起诗人对昔日游历的回忆，过渡得十分自然。诗说，画使他想起这么个场景：水边沙平，在沉沉暮霭中，渔船停泊着，依稀可见船上挂着渔网，渔民们斜靠着进入梦乡，鼾声宛如咿轧的橹声。通过回忆，诗人以自己的理解阐述了画家的笔情墨意。这样一转折，由画面似真，延伸到真实如画，换了个角度来把画面写深写透。此下，诗又倒回，接第一段直接作评论，出人意表。“变寒暑”三字是对画的高度概括，说惠崇的画能使看画人全身心投入画境，在暑天能因见到冷景而生寒意，呼应前“移我翛然堕洲渚”句。
诗写到这里，既有正面的描写，又有自己的感受及对画的评论，似乎话已说完，但诗人意犹未尽，又接“金坡巨然山数堵”八句，转向旁写。先说巨然描绘的山仅仅是粉墨藻绘，比上不惠崇，这两句是一衬；又描绘崔白所画的花卉虫鸟，栩栩如生，六句作一衬。此部分用了大量传神的笔墨来突出崔白的技艺，尤以“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掇蕊随翅股”二句细微生动。先故设难局，然后以“一时二子”四句作双收，力挽千钧，点明赞赏崔白正是写惠崇，感叹崔白、惠崇身世飘零，不为世人所重，对此表示不平。这样收煞，前后兼顾，严密遒劲。
全诗基本采用叙事性的语言，成功运用散文章法组织，使得全诗结构谨严，层次分明。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