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平畴，千万顷，稻粱收。江澄海晏无事。赢得小迟留。但恨流光抹电，假使年华七十，只有六番秋。戏马台休问，破帽已飕飕。
望平畴，千万顷，稻粱收。江澄海晏无事。赢得小迟留。但恨流光抹电，假使年华七十，只有六番秋。戏马台休问，破帽已飕飕。
每到暮春时节，河堤、池边、小径旁、庭院里，总可见翠柳低垂，风吹柳絮满天轻盈起舞，碧绿的柳条不断地轻扬起柳花，总是别有一番精致与情趣。古今文人墨客，也总吟咏这柳花，韵味多多。
柳花俗称柳絮，又叫杨花。在春芳殆尽的晚春，柳絮似雪，无根无依，随风荡扬，引起了诗人们的联想和感概，表达着不同的感情。折柳赠别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行旅风俗，此风俗形成于秦汉。著名于西安市东郊的灞水上的灞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这里有“灞柳风雪”之称，已列入“关中八景”。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别情境当中，总有折柳相送的场景细节。于是，古人的诗词歌赋中就少不了“歌咏折柳”的意义。
刘禹锡这组诗一反前人咏柳的格调，诗中写出了柳花的品格和精神。这是由于刘禹锡参与变法革新失败后，遭遇贬谪，他借题发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他把柳花写得那么高尚，那么多情。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首七言律诗，首联“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愁”，诗人选取最能表现春天时令的“翩翩黄鸟”、低垂的杨柳、和煦的春风，勾勒一幅明丽的春景图。友人离别，凄楚可知，与知交分离在即，不能共同来享受这良辰美景，内心不能不倍感“悲”愁。而诗人却以明媚的春景来衬托这种内心的“悲愁”，更反衬出内心“愁”怨之深。情寓景，景异情，情景相对，富有艺术魅力。
三四句“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写友人此别离，将远去“千里”，日后难得相见，由“惊”而“怨”。这是“愁”的原因之一；以友情来说，与李寀并非一年半载短暂之谊，而是有“十年”交往的深厚感情。此次分手，各奔东西，相距千里，不可能不“悲”伤。这是原因之二。高适在《邯郸少年行》里有：“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的；而他和李寀的交情，经过“十年”的考验，更显得纯洁无瑕，肝胆相照。在此临别之际，更觉珍贵，更值得回“忆”，同时也愈增添了离别的“悲”伤，将过去现在融于一联，突显出深厚交情和怨别愁怀。前四句中诗人运用反衬，以回顾曲折之妙笔，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深婉动人。
前四句侧重于临别前的复杂心理描写，三联则转入分别后的形象刻画：“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云开日出，春光格外艳丽，但友人“远”去的一叶“孤帆”却飘然而逝，只剩下诗人匹马单骑，“绕梁山”而回返。一个“远”字，一个“迟”字，这两个字表象述意，十分精妙。所谓远者：表现了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也曲折传达出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因为山长水远，见面无由而产生的巨大怅惘和迷茫，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一种遥远之感。而一个“迟”字，正是这种主观感受的形象写照。
尾联“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再回应前文，直抒内心的凄然之情。第一句，先宕开一笔，春光明媚，正可乘其兴致，畅叙情谊。而友人去意已定，“留君不住”，自是倍感“凄其”。用典而不着痕迹，借其一端发挥出深长的诗意，正是高诗“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三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本色。
此诗起句以景衬情，然后以“千里”、“十年”补足“悲”伤之由。继而写分别后的极度惆怅，最后再正面点出“凄其”之情。格调舒缓，语言流畅自然，使一腔“悲”“怨”之情如潺潺细流，曲折蜿蜒而出，凄楚缠绵，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确为别具一格之作。
“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巍峨高大，“秀极冲青天”，既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峥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既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