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白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白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白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白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白。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柳宗元对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十分敬仰，在长期的贬黜生活中，他以屈原为楷模，决心追随前烈。由于相同的经历，屈原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作品常常提到屈原，并善于化用屈赋的词语、典故。《南中荣橘柚》这首诗就借用了《橘颂》里的典故，表示自己与屈原一样赞赏并保持橘树那种“受命不迁”的坚定品格，抒发了被贬永州的感慨。
诗的前面四句对橘柚进行热情赞颂。“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开头两句化用屈原《橘颂》里的诗句：“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柚生长在南方，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不能迁移，像是接受上天的使命；它们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三四句从上面两句对橘柚内质的赞美转到对外形的描绘。果实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橘子在密密的树叶里显露出来，红绿相映，色彩斑烂，特别耀眼。橘柚四季长青，郁郁葱葱，不怕严寒，经冬不衰，到一年将尽的时候还散发出香味。“晚岁有馀芳”句与张九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意思相同。
橘柚受命江南，不可北移，可作者受命之地本在北方。诗的后面四句，由橘柚的“受命不迁”引发自己被迫南来的感慨。“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由于地理的原因，长江南北气候不同，风俗有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现象只有北方的故乡才有。柳宗元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安，那里本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是自己踏上人生道路，实现济世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也像橘柚一样，具有受命不迁的品性，可自己却不能像橘柚那样生活在原来的出生之地，而被贬谪至“风俗绝不相同”的南蛮之地。“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在思归不能，万般无耐之中，只能手攀橘柚枝条凝望长江边的熊耳山和湘山发出声声叹息。故乡只可望而不可及，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种长久积郁心中的不平和怨愤。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