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
此诗的起句采取了乐府《相逢行》传统的开篇方式:“夹道开洞门,弱柳低画戟”,先极力描写府第的高大、华贵、庄严,如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南朝梁张率:“高门既如一,甲第复相似”;昭明太子萧统:“朱门间皓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飙移。”但在具体的描写方法与文字技巧运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李贺诗没有铺金叠翠,也没有用什么渲染夸张的词汇修饰,却通过一种暗示性的笔触,将府第的高大庄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里,诗人不写府第的壮丽庄严,而写道狭;不写门前那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画戟如何高大,而写高高的垂柳却低于画戟。实际上,是府第的宏伟而使道路显得狭窄;画戟的高大而使垂柳显得低矮。这种透过一层、深入一层的写法,使府第的气派在“夹道”与“弱柳”的衬托之中,恍然如在目前。与那些直写府第高大华贵的诗句相比,不仅更富有诗的含蓄,而且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接下两句进一步渲染府第深院的环境气氛。按照传统乐府的写法,这里应该描写的是,深深庭院中到处高屋栉鳞、繁华似绵的景象。而诗人却抛开了这些早已被《相逢行》的作者们写俗了的写法,仅仅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这两句诗都极力写动,似乎要以帘动与箫声为这华贵的大院增添一点儿热闹的气氛。然而,从艺术效果来说,帘动与箫声,不仅没有使大院增加一分生气,反而使人感到了人生经历中不常体验到的一种沉寂。这两句诗的写法,和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些类似,同样都是以动写静,但王籍笔下的静,使人感到的是大自然的优美和沉浸于其中的惬意,透露出人与自然神交以后的精神意趣。而李贺笔下的静,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后难以忍受的空寂感,甚至隐隐地在繁华似锦中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无可奈何,这才是这两句诗真正所要体现的意趣与心态。
关于在这种沉寂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的样子,诗的第四句虽然透露出一点儿信息,但那是在帘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隐约约的形象,还不能让人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于是,诗的第五、六两句就把镜头转而直接对准了这深院中的人物:“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原来这位伴着帘影、伴着“箫声吹日色”的抒情主人公竟是一位女子。只见她站立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绘着蛾眉。而那蜜蜂“嗡嗡”叫着,好像也知欣赏其美貌一样地飞前飞后,“议论不休”,好象在寻找着散发出阵阵芳香的花儿。这两句写人物非常含蓄传神,始终没露出人物的容貌形象,却抓住蜜蜂错把女子当成鲜花的细节和女子对镜梳妆的一个动作,写出她如花似玉的美貌,透露出她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顾影自怜之意。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的青春、她的生命活力,居然只能在对镜梳妆中慢慢消逝,只能在孤独寂寞中百无聊赖地度过。这是十分难堪的境地,也是非常不幸的生活。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点睛之笔。诗人的镜头从闺房摇向庭院,展现了一幅十分美丽动人而又带有几缕忧伤的画面:“乱系丁香结,满栏花向夕”。“乱系”与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芳经里,手挼红杏蕊”中的“手挼”是一个意思。这里诗人捕捉住最能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动作,写她手里系着丁香结,可她的心好像又并不在这儿。她在想,在盼望,又在感伤。短短的几个字,意味无穷,把女主人公心绪茫茫、心事重重、茫然无措又惆怅伤感的种种复杂心情写得真切可感,恍然可见。最后的结句也很精妙,不写人物,不抒情思,却落在写景上,描绘出花园中满栏的鲜花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格外动人的景象。这是写景,也是言情,其字里行间,分明传达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趣。这里的“向夕”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它写出了这眼下的鲜花已不是初春时节蓓蕾初绽的时光,而是已经开始“向夕”了。即是说,它们春花烂漫、最有魅力的时刻就要逝去,美好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凋残的命运。显然,诗人这里写花、写景,都含有暗喻、象征的意味。这闺中少女青春无几,这花就是她虚度年华、青春将逝的命运的形象写照。透过这个以花喻人的结句,再回过头去品味全诗,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特地描写“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的清幽寂寞气氛,去渲染时光的难捱,独处的百无聊赖。也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通过女主人公对镜梳妆的情节,去实现人物试图以精心的梳妆打扮挽住即将逝去的青春年华,以葆青春常驻的心理情绪。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女主人公在“乱系丁香梢”时所倾注的复杂感情。诗贵含蓄,结句尤重含蓄蕴藉。这个结句确实结得很妙,它不仅照应全诗,又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充分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句一字直接将诗意说破,却又在字字句句中蕴含着诗意。每一笔描写,每一处刻画,看似互不相涉,跳跃性极大,却又能以内在的情感线索联结在一起,使人读来自有一种含蓄美、朦胧美,给人以余味不尽的美感。
李贺的这首《难忘曲》,并不仅仅是为写美人迟暮而写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的题材在传统诗歌中,都是用来表现怀才不遇的主题的。李贺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哀怨凄凉的声音。这首诗中的被锁在高墙内孤凄的、无人赏识的、没有机会为人赏识的美人,实际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受压抑而不能发挥才能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他为何将此诗名为《难忘曲》的真正原因。如果再进一步了解了《相逢行》这一乐府古题最早的含义,也许会更有助于对这首诗诗意的理解。《乐府题解》在解释《相逢行》古辞时说:“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
诗中用大量笔墨刻画慈乌鸟“失其母,夜半啼”的情状,意在倾吐“母慈重”,而自己“未尽反哺心”的无尽愧恨和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