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诗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此诗作于诗人谪贬江州司马时期。此诗主要描写友人溪居的清秀景色,从去友人庐山下依山傍水的居所途中写起,层层推进,展示了优美宜人的友人住所及主客欢融无间的情景。全诗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此诗首联写诗人途中所见,是作者接近友人“溪居”时,依次观察到的外围景色。因为是进行中看到的景物,便产生了如同现代电影拍摄中镜头向前推移那样的效果,潺潺的溪水,弥漫的岚气,茂密的森林,似乎是依次迎头扑面而来,极富层次感。镜头再往前推,则是措置有序的水栅,面山而凿的小窗。虽是短短的两句,却写了诗人次第相逢的许多意象,既显得气势阔大,又渲染了居所所在位置的幽邃。颔联是将视线推进到主人溪居的周围,是实写环绕溪居的近景。这一联通过杜鹃、芙蓉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秋之交时的优美境界。诗人很懂得作画构图敷彩的美学原理,选取红白两色入诗,对比鲜明,色彩效果十分强烈。同时分别用“尚开”“初结”来修饰,又造成此开彼落、绵延不绝的效果,似乎溪居永远有鲜花多情地围绕着。
诗的颈联转入虚写。溪居是依山傍水,建在庐山附近的居所,通过前面的刻划,已经造成人间仙境的气氛,这一联则更强化了这种效果。
“千年鹤”用丁令威的典故,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显示出居所的主人是个看破红尘,超然世间沧桑变化的非凡人物。“影落”句则是说,处于这个淡雅绝俗的居室中,饮酒品茶之际,亦可远眺窗外的山川景物,已是令人惬意神往之事,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五老峰影却能倒映在杯子中,溪居的明净便自不待言了。此处着一“落”字,尤为神妙,似乎五老峰(庐山南面峰名)影是一个物体,会落入杯中。想象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全篇以“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作结,刻画主客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情景,进一步显示了溪居及其主人的可爱。
作品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读来韵味无穷。
文章首先开篇点题,交代菱溪石的处所、环境, 以“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来突出石之“奇”。然后追溯其源,石的处所原为五代时权贵刘金的园囿。刘金为吴国杨行密的部将,以骁勇知名。其视菱溪石为奇物,据为已有。岁久废圮,石亦湮没。作者“惜其可爱而弃”,遂辇致于丰乐亭两侧,供滁州百姓观赏。一石一事,平平常常。然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笔触并不停留在对菱溪石客观的、表象的记叙上,而是以“人物之废兴”为契机,由此挖掘出富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内涵。昔日刘宅“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而今时过境迁, “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灭而无闻”。作者于今与昔的鲜明对比中,发出富有警策性的告诫: “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乎生志意, 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最后一段议论卒章显志,表明了写记的目的,是希望“富贵者”不要因好奇而将石据为已有,其用意是颇为深切的。由于那些“富贵者”骄奢淫佚,横征暴敛,致民穷财尽,国势日衰。作者忧心如焚,寄希望于革新。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作者的抱负无以实现,虽贬官滁州,但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提出为政“宽筒”的主张。强调民生之安定,“节用以爱农”,以此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文章于一石一事所发的议论,正是作者这一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作者以石为题,通过由此及彼的联想、对比,于平凡小事中,挖掘出治国为政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可谓于微见著,平中见奇。作者这一深刻主旨的表达,不以深隐为奇,而是写得浅显平易,“文不雕饰,而辞切意明”。充分体现了欧文既明白晓畅,又精炼含蓄、耐人寻味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