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雨天景象的小诗。这首诗诗设喻新巧、描写别致，一联想丰富。全诗四句，全是眼望所见的景物，因此，“眼望”便是全诗的线索。空前的云涌是指眼望见，雨洒渭川是远望所见；天边归雁是极目远眺所见。这些使诗人有所思，有所感，诗人触景生情，借周围的景物扦发自己久居他乡的愁苦，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对现实衰微的慨叹。
晚唐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势衰微，日趋末落，经济崩溃，民生涂炭。笼革朝野上下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再加上诗人一生颇不得志，为了求官，辗转他乡，一直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在流离奔走中，亲眼看到社会的凋弊，了解了人民的苦难。这些自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无限的悲楚的记忆，思绪中凝聚着不可排遣的忧虑。这悲楚，这忧虑自然会遣于笔端，写进诗中。这首诗，虽句句写诗，然而从诗人对景象的描写中处处能见到诗人所思，诗人所虑。
诗的第一句“乱云如兽出山前”，写的是雨前。诗人用一“乱”字，用“如兽”的比喻来描绘乌云的变化和狂奔的速度，形象而通真。第二句是写雨。雨虽不大，是“细雨”，然而是“和风”而来，因此弥漫了整个渭水两岸。诗人用一个“满”字具体写出了渭水两岸细雨迷蒙的景象。紧接着，第三句用了“尽日”二字写下雨时问之长，用“空漂无所见”写雨景迷茫，写诗人内心的空荡。这个“无所见”，是指没有一样具有生气的景物，没有一样令人欢心的事。一切全是灰濛濛的，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地。此时此景，诗人自己的心境便可想而知了。而最后“雁行斜去字联联”一句则更能反衬出诗人感情的凄苦，烘托出周围气氛的凄凉。在单调的灰濛濛的天空，来了一行归雁，又传来声声的雁鸣，这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样，这首小诗就不只是一首写景诗了，诗中蕴藏着丰富的情感。由此可见，诗人借景抒情，设喻描绘的技巧是高明的。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上片，运用景事反观手法，写功名未就，感到空悲而又极力排遣与安慰的心态。开头五句，写了临皋烟景：小沟、长江、柳堤、苇岸、烟村、早市。它们叠印成了“连云际”的“潇洒”而喧闹的渔樵之乡的风景图，很有特色。面对如此美丽的江滨风光，东坡竟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人生感叹：“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迅即调整心态，从“丝莼”、 “玉藕”、“珠粳”与“锦鲤”的寻常百姓生活中，看到了一条值得留恋的人生道路。
下片，运用仙话寄托的笔法，回忆起京城令作者陶醉的生活，感叹贬居黄州后的无奈心境。开头六句，从宴饮和歌舞两个侧面，再现了当年东坡京城那种“浮丘”仙人式的、“瑶池”仙境般的“沉醉生活，再现了众“青鸾”穿着“摇曳”的“铢衣”，进入“壶中天地”而“歌舞”的缥缈轻举美之情景。颇有“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柳永《木兰花》）的韵味，反映了东坡借仙人、仙境以解脱空虚苦闷的无奈心态。紧接着，笔锋一转，反照现实，天上人间，好不凄凉，从“瑶池”、“壶中天地”的仙境陡然“飘堕人间”，过着“露寒风细”贫困的贬居生活。与《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作《越调笛声慢》赠公显的心境一样，唯一告慰故友的是“我”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遥慰，否则， “此怀难寄”。
全词以景托情，正反观照，杂以仙话的点化引用，作者将自己此时此地对人生、对现实怀有虚无感和伤叹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道时光易逝，叹怀才不遇；借仙话隐道，解脱空虚愁苦。纵观全词，抓住虽以“抱琴”“独向银蟾”遥慰，仍隐留着“此怀难寄”之感。
“江上朱楼”一首，写当地民俗风情。杨柳本是夹河而生，诗人用“桥东”“桥西”加以重复指示，把人的视线牵移到此，在人的刻意关注中，杨柳也似乎更加繁盛，春的气息便愈加浓郁可感。
把桥上的行人用“人来人去”来表现，以见其熙熙攘攘，人流涌动，充满了动感，紧接着缀以“唱歌声”三字，歌声与往来行人牵引杂合，忙碌而繁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土俗民风的独特性因这些词语的重复而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