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这首词以咏梅为题，用梅花暗喻词人自己，把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怅惘，极其高华而深至地表现了出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袭用欧词，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篇的作法，表现了漱玉词人的魄力与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迭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院宇深邃，气象雍容的声情效果。迭字用得好，却能形容尽妙，动人于不自觉之中……李春照这首《临江仙》一、二两句用得浑成而富有变化。因而避免了袭用成句容易造成的雷同之感。“庭院”句言其深，“云窗”句状其高。一纵一横，交相映衬，便将一座贵家池馆的富丽与春幽的气象勾画出来了。云簇疏棂，雾迷高阁，这是何其缥缈春幽、高出尘寰的所在呵。“春迟”二字语义双关，包蕴甚深，不可草草读过。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第的，这个“迟”字所反映的意蕴中不只是客观的景物，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感情。作者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来表现春闺思妇的凄黯心绪。它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其委婉的手法。
“为谁憔悴损芳姿？”更设一问，以跌宕的笔触，补足上文。指出了原来使闺中人赏春无绪、芳姿悴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几经铺垫，到此才将一篇题旨揭出来。
“夜来春梦好，应是发南枝”，歇拍处点出梅花，承上巨启下之笔，高华中带有一些凄丽的意味。“春梦”乃是结想而成的南柯相会。远人纵未得归，这梦里的欢娱便也是一分消受了。
以春词写苦思，倍增凄苦……她不是以梅花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春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又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探，令人回味不尽。漱玉词富于形象之美，尤长于活用比况类形容词。如“绿肥红瘦”与此处之“别到杏花肥”等，皆能别出巧思，一新耳目。“杏花肥”犹言杏花盛开也。然而不用常语而换一“肥”字，把形容词活用作谓语，就大增其直观的美感。巧而不尖，新而不怪，真能超越凡庸，别开生面。
此处着一“肥”字，上与“瘦”字关合，以梅花之玉瘦，衬红杏之憨肥，益觉鲜明生动。同时两相映带，还点明了时间的跨度。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二十四番花信风，已吹过十一番了。春光半过，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愁痕了。末尾以景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凄然无尽，洵为小令中精品。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春云深宿虚坛，磬初残，步绕松阴双引出朱阑”。这几句，将人们带进了一座高山寺院之中。“春云深宿” 是言戒坛寺之高，高得入了云层之间。“磬初残”则是写声音，听到磬“当当”响过之后，词人便与张仲忻二人携手同行，绕过松阴，走出红色的栏杆。 整个上片，可以说是为下片所作的铺垫，在上片中，展示出了时间——春，地点——坛，位置——云深宿，环境——松阴，朱阑和磬声等。此时站在此地，在这样的环境里，词人放眼望去，此景尽收眼底。
下片方引出此词主题“吹不断，黄一线，是桑乾。”寥寥二句。写出了一条河。 桑乾河，并非一般的小河，它源出于山西，流经河北，跨越两省。可偏说它只是一条线。如果说桑乾河为“一条线”已奇的话，那么在“黄一线”之前加上了“吹不断”二字，则句子更奇了。这样写，是与戒坛寺千佛阁地势之高不可分的。上片所言“春之深宿虚坛”是言千佛阁之高，而此处的“吹不断，黄一线。”同样是说它的地势之高。不同的是，上片是直描，而下片则是曲写。作者与他的游伴，登临远望，只见那桑乾河从群山万壑之中流淌出来，奔腾在莽莽苍苍的河北原野之上，在夕阳映照之下，发出黄色的闪光。这样一幅北方特有的图案，不站在一定高处之上，是难以见到的。作者正是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似乎是轻而易举地扬笔把它容纳在了六个字中，真乃大家之手笔。 最后一句，“又是夕阳无语下苍山”仍是从视觉写，从千佛阁上远远望去，已是红日西沉，下了苍山。也只有此时，才能使那“一线”成为黄色的，有道是“夕阳无限好。”这夕阳有如一位巧妙的化妆师，默默无声地给桑乾河涂抹了一幅美好的姿容。
纵观全词。这首小令可谓有三大特点：一是气魄大。若论气魄，古来大家名句不少。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等。而今读这“吹不断，黄一线”，六字，其气魄与之相比，也是丝毫不让的。二是句子奇。奇就奇在将一条滔滔大河想象为一条线，而且是吹不断的一条线。其实哪里是吹不断，明明是望不断。可作者偏偏用了“吹”字，是何等奇妙之想象。三是以少胜多。且看“春云深宿虚坛”，一句，即是言时间，又是言地点，又是言位置。可谓是言简而意赅，并容易引发人的丰富想象。
冷烟、薄霭、衰丛，诗一开始就以愁惨之墨，描绘出一幅惨淡的秦淮秋暝图。在这令人惆怅的伤心之夜，一只旅船缓缓地向河岸靠去。首联在写景叙事中点出“夜泊金陵”诗题。其中“断蓬”二字用得极巧妙，秋蓬根断，随风飘荡，来去无所，正喻诗人身不由己的飘泊生涯，而“蓬”音与船篷之“篷”相同，驻蓬，犹言驻篷，即泊船，故“蓬”字用，在一石二鸟，既叙事，又写情，富于形象。
中间两联写夜泊秦淮所见所闻。夜色初临，河岸上刚点燃的几处酒店夜火，惊起了水边草丛中栖息的征雁，传来阵阵凄唳的鸣叫和鸟翅扑打声。旅船靠岸，风帆下落，盘旋在桅杆四周的昏鸦纷纷惊叫着高飞躲避。在这阒寂的秋夜中，远处大江的涛声显得格外清楚、格外急促。秋阴遮盖下的山上，那摇落的树干一枝枝孤零零地伸向朦胧的夜空，仿佛正在倾听那急促的涛声挟带着三百年金陵王气，消逝在远方的夜空。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感慨万千：啊，昔日歌吹动地，灯火彻夜的秦淮河，如今竟成了征雁寒鸦的世界！秦淮河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你伴着这虎踞龙蹯的金陵，审视着人间的沧桑变化，那些曾经在你身边风流一世的六代人物，如今都在哪里？在白日喧嚣的阳光下，人们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想来在这清冷的月光下，他们的精灵正和你一起，静听着寂寞的潮水拍打眼前这座空城，凝视着月色朦朦的大地吧。
在金陵这块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怀古之作，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杜牧的《夜泊秦淮》等诗，千古为人咏唱不衰，这些作品将诗人心中那一股故国萧条悲叹之感融入金陵山水，它们与金陵同在。罗隐这首《金陵夜泊》，受前辈诗人风格熏染，但它能够在被白居易称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的刘禹锡《石头城》之后，跻身金陵怀古诗精英之列，这不仅得力于为人激赏的“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的名句，更在“罗隐一生身”的个性特色，即“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终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正因为罗隐身当末世，所以他有深沉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意识；正因为他处于军阀混战，兵火遍地的乱世，所以他的生命价值感更加激烈；又因为他一生坎坷、感遇辄发，为人忌恨，所以他对人生的凄凉体会更深。这些充满人世忧愁的情感熔铸在诗歌意象中，使全诗意境悲凉凄清。
诗人选择了若干与自己悲凉身世可能建立同构关系的意象，来表现其潦倒落魄之情，在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支配下，昔日繁华富贵的金陵，在诗中就以冷月寒烟、空山急浪围绕笼盖的面目出现，充斥其中的是枯树衰草，征雁暮鸦，升腾在夜空中的是那些为悲剧命运哀泣的六朝亡灵。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幻想意象交织反射出诗人凄苦的心态。
罗隐诗固多讥刺，但在辛辣尖刻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中，也处处流露出乱世中不得志的伤感和种种忧患，说他是讽刺诗人固然可以，也可以说他是感伤诗人，此诗即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