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诗歌以低沉的慨叹开头：“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说明此次战争进展的不顺利，未能旗开得胜，不能凯旋；归期遥遥，不能不令人哀愁。这里的“愁”不仅仅是个人的思亲念友恋乡，更主要是战争的发展形势无法令人乐观。敏感而富有侠气的诗人，不能不为国家和民族而担忧哀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这两句并不完全是状物写景，而兼有比兴之意，内涵极其丰富复杂。自南来的山路还条条路着中原土地，通往京城。而离家万里的征人，眼望着归路不能归，却还要像北去的流水一样不断向前开拔；另一方面黄河源头的水流千里，据说还潜行地下，但终归流向了中国的腹地。征人们的心也如同这流水一般，不论奔赴哪里，始终系念着祖国家园，这是天性使然。诗人浮想联翩，构思奇特，措词朴实自然。“晚风路朔气，新月照边秋”，抒写的是征人眼中的景色，渲染出一种边塞战场特有的悲凄、肃杀气氛。“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这里利用细节描写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行军的路上，灶火路成一片，营垒相接，声势浩大。这里没有直接写人的活动，但千军万马已跃然纸上。传递战报的烽烟直逼戍楼，一个“上”字，战火之紧急不言而喻。这两句诗照应题目，描绘出蒲类津宿营的真实状况。“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写交战前夜诗人的情感。汉班超曾在蒲类津打过仗，在西域立下不朽的功勋。诗人渴望能出现班超式的英勇人物，克敌制胜，赢得功名利禄。结尾“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是借汉李陵战败投敌之事表示宁死不屈的气概。按《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将军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但为耻居薛仁贵之下，不听从薛仁贵指挥，以致贻误战机，一败涂地。这首诗也有影射此事之意。
诗人产生的愁苦情怀，不仅是思归念家的情愫，更是对国家边塞境况的忧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奋起迎敌、苦战到底的决心，不无针砭现实的意义。这首五言诗，以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历来被诗论家所称道。其次诗人善于用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崇尚勇武、渴望建功、不耻降低职务等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全诗情感强烈，笔势波澜起伏，大笔勾勒与工笔刻画相得益彰。
这首词托为女子口吻叙写春愁。
“芳草年年惹恨幽，想前事悠悠。”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看见春草萌生，引起对遥远前事的深长追忆。
下笔即包蕴深意。“年年”、“悠悠”两叠词用的好，有形象，有感情。“年年”，层次颇多：过去一对恋人厮守在一起，别后年年盼归，今后定有将年年盼望下去，失望下去······“悠悠”，形容前事是遥远，形容“想”是深长，都表现出女主人公执着纯真的情感。
“伤春伤别几时休，算从古，为风流。”这是说，伤春与伤别的感情年年不断，与日俱增，不知何时是了，这种离别愁绪的产生都是为了男女的风流韵事。
上片把女主人公的感情潮水般的倾泻出来了。“春愁”之意，到此有了着落。
“春山总把，深匀翠黛，千叠在眉头。”换头三句是说，就像是春山把自己的青翠的颜色深匀叠压在女子的眉头。换头三句特写女子双眉。“春山”是眉之色，造语别饶韵致。
“不知供得几多愁。更斜日，凭危楼。”结尾是说，山触发了自己的无限愁思，而又堆集在眉头上。夕阳西下，江楼倚望，有多少愁自在不言之中。
“不知供得几多愁”一句，既关合山，又关合眉。联系全篇来读，这里用下片写这一日的特定愁绪，写出年年的长久愁绪。一日之愁已是“不知供得几多愁”，何况这种伤春伤别又是无时无休呢！这首词的结尾，颇采用了乐府《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的意境。
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
六朝诗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世称“永明体”，代表诗人则是谢朓，他上承晋宋，下开唐风，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明人钟惺称二谢诗均多排语，“然康乐排得可厌，却不失为古诗。玄晖排得不可厌，业已浸淫近体”（《古诗归》）。明人许学夷也说：“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沈、谢则“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一古一近，判然有别。小谢的“新变”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诗中也可窥其端绪。
理解这首诗，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题面上是“还远馆”，而开头第一句即是“高馆临荒途”，那末两个“馆”字所指是一，抑或是二？若此“高馆”即题中之“远馆”，则所写为悬想之词；若否，则是实写送别之地的景色。揣摩全诗，细绎词意，毋宁作后一解为是。
首联分别从高、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荒郊野途，高馆孤峙，清流映带，长路迢递。馆，即客舍，安顿宾客的馆舍，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诗人将与他举袂相别。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绪。此处着一“带”字尤为传神：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归之情。“流思”，即思绪飘忽不定，流荡无住之意；“怀旧望归客”则为“流思人”之同位语。“怀旧”，怀念旧邦或亲故之意；“望归客”，渴望归去之人，是为偏正结构，非动宾结构。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此行所去，只是远馆，而非故乡，故而客中作客，无慰“怀旧望归”之情，只能更增羁旅情怀。但是诗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而是重又转回写景。诗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那池塘春草、花树相间、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人不应该离别，而应该流连忘返，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尾联重又归结到送别之意。“日暮有重城”，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绪。天色将晚，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故主客双方只得在“何由尽离席”的感慨中分道扬镳，诗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结句将惜别之情发挥得非常充分。
离别是古诗中一个陈旧的主题。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诗，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新变”来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汉魏古诗多胸臆语，直抒所感，古朴质实，情语多于景语，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而到了谢朓，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之中，二者不是游离之物，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正面的表述。即以此诗而论，诗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对别离之情几乎未作铺陈，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情绪的熏染，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风调”、“神韵”。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谢的诗成为唐诗的先声。试看王维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右丞此诗就是正从小谢诗中有所借鉴的。谢灵运也模山范水，但精雕细刻，失之板重，刻意写形，而乏情韵。玄晖则刊落繁缛，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诗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唐诗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情韵流动的意境，风神摇曳的格调，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
其次，在诗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自沈约倡“声律说”以来，诗人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的风气，标志了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过渡，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严羽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除风格而外，格律之新也是其一个方面。即以此诗论，除去押入声韵之外，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诗。首联对偶工切，但平仄不协，第二联不对，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这在律诗中称为“偷春格”，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恰如花儿偷得春光，先春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