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这首词以史为词，直抒胸臆，笔锋犀利，语气酣畅。
这首词的上片重在揭露贾似道鲁港兵败前飞扬跋扈、丑态。“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鄂州兵围解除以后，皇帝称贾似道为“师臣”而不呼名，贾似道立度宗赵禥后，朝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更是公开向贾似道拍马，称之为其“周公”，即是“向来人道”的“人”主要指这些阿谀奉承的群小。作者自己一身傲骨，景定三年（1262年），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这首词，既揭露贾似道的丑态，也讥讽了那些趋炎附势，卖身求荣者。“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生动描画出这位假周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丑态。后汉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流芳千古而贾似道亦使门客廖莹中等撰《福华编》，以纪鄂功，自以为胜古，建立万世不灭的功勋，复兴了宋王朝。其虚妄无耻，少有前人可比。
“十眇年宇宙，宫中，堂中伴，翻虎鼠，搏鸇雀，覆蛇龙”。写贾似道，欺君压臣的罪行。自景定元年进贾似道少师，封卫国公，到德佑元年鲁港军败，十眇年中，南宋朝局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贾似道自比周公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完全操纵了国家政局。
“堂中伴”用《旧唐书·卢怀慎传》“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伴食者，指那些阿附于权奸的官僚，“弄虎鼠”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为虎”的意思，“搏鸇雀”指奸臣间争权夺利，贾似道上台后即将前任权臣掀翻在地。“覆蛇龙”意同“翻虎鼠”，以上重点写了贾似道擅权败政的劣迹。
“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写贾似道假造符瑞，蛊惑民心，气压君王。贾似道执政后期，气焰极嚣张，咸淳六年（1270年），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朝退，帝送其出殿；咸淳十年（1274年），贾母死，以天子卤簿葬之，仍不合贾的心意，所以当时朝中可谓是君畏臣。以至刘辰翁在另一首《金缕曲》中曾讥贾似道“正与莽新同梦”，拿他与纂汉的王莽相比。
词的下片写元军兵围襄鄂，形势危急，而贾似道却于国难当头之际仍沉湎声色，醉生梦死，鲁港兵败中，贾似道仓皇惊慌丑态毕露。“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边尘起，渔阳惨”，借白居易《长恨歌》中描写安史之乱的句意写元军大举南侵。正是尘乍起，铁骑进犯之时，贾似道却仍在西湖边葛岭寻欢作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霓裳羽衣曲”据传出自月宫，“断”尽之义。烽火绵绵，国家危在旦夕，而权相却仍陶然于仙乐飘飘，霓裳雅东之中。“青楼杳”，原注云：“都城籍妓隶歌舞，无敢犯。西湖风光占尽，而国家沦亡即随。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描写权相将国难置亡不顾，惟顾樽前的红男绿女。“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这一段写鲁港之行及鲁港之败。贾似道前往督战时，调粮选兵，建大纛，耗尽国家的兵力财力，但到前线后，却将精锐尽属他人，自己却自将后军军于鲁港。“斜阳外”几句，以时令节物暗寓花落水流、斜阳烟柳的颓没局势。
面对危局，贾似道又重施故伎，遣人犒劳敌军，百般求和，但“黄金抛尽”，和议不成，却露出了本来面目，从前的承平只不过是乞和的结果。据《癸辛杂识》载，面对强大的元军，贾似道已心慑胆破根本不敢应战，时元军调动军队，因西风大作，旗帜指向东方，孙虎臣以为北军顺风进攻，仓卒向贾似道告急，贾不辨虚实，鸣锣退师，以至一退而不可收拾，终至大溃。
最后三句即指此事，这首词采用“赋”的手法，直抒胸臆，笔锋犀利，淋漓尽致了揭露了权奸败政误国的真面貌，可以称其为一首别具一格的豪放词。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