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以鸟自喻，鸾鸟在乌云滚滚、凶隼横行的天空中欲飞不能，徘徊不前；飞翔时遭到弓箭的射击，栖地则常被罗网束缚。这“冤颈折翼”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恐惧时刻遭害的身世象征。同时，鸾鸟所处的险恶环境，也暗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群的凶险。接下由鸟而人，见物伤怀，抒写心中的忧思。作者在“心结伤肝”的言情之后，通过想像构境再现出自己的困境，最后表达了逃离社会、远游避祸的人生诀择。这首诗善于借物构景以显情，形象而委婉，言少而意深。
此诗主要采用比体抒情写志，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显示出作品的特色。开头四句先写自己的恶劣处境，诗人自比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一开始即写出天空布满乌云，鹞鹰正无所顾忌地在空中疾飞，鸾鸟则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徘徊，无处可去。诗人以鹰隼与鸾不同处境的对比，暗示凶残小人的得势与自己受到的倾压排挤。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敌随时都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快如疾风的箭已安好在弩机上，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扳动机关。进既不能，又无法后退：到处长满荆棘，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在写足环境之后，接着的四句转写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悲痛心情。从“发忠忘身”到“自绕罔”是一个过程，二者之间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冤颈折翼庸得往”，具体写出“绕罔”的惨状，扭歪了脖子，折断了翅膀，再也不能自由地飞翔。“涕泣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是自诉悲痛之辞，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心灵震颤。诗人忠而得谤，故泪水滂沱，内心烦乱。在以上四句中，“自绕罔”的“自”字，看似对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委婉自责，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对“发忠忘身”、独力奋斗的自信与自豪。“发忠忘身”四字，尤其是一个“忠”字，是这几句的重点，也是一篇《绝命辞》的主旨所在。诗人写作《绝命辞》的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表明心迹，即使冤死，也希望求得当世与后代人的理解。
诗人虽忠而见诬，但并不就此罢休。以下“虹蜺”等四句，从环境与自身二者的结合上写出自己的抗争与进一步的失望。“虹蜺”，指空中水气受阳光照射出现的彩晕，传统上认为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暗淡的为雌，称蜺。写环境的前两句说，天空虹彩夺目，太阳的光辉反而晦暗不明；邪气（孽）弥漫，天色幽暗，看不到远方。这两句赋中有比，写景之中兼有象征：“虹蜺”与“孳”象征得势的邪佞小人，“日微”与“（天色）未开”，象征君王受到小人的蒙蔽。接着的“痛入天”二句说自身。从“呜謼”二字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是以鸾鸟自比。鸾鸟在“寃颈折翼”之后，忍痛冲出罗网，直入高空呼叫，但他天大的冤屈无处诉说。诗人以“冤际绝”说自己的冤屈，可见他蒙冤忍辱的深重。在封建社会中，昏君重用小人，常被委婉地说成小人蒙蔽昏君。诗人求告无门，说明汉哀帝早已与群小沆瀣一气。后来李白在诗中说“为有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正与此相近。
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既得不到理解，便转而求助于自然界冥冥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仰天光兮自列”，“列”是说“陈列其心”（《汉书》颜师古注），也就是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招上帝兮我察”，光是“自列”还不够，又请天帝来察看。这两句，相当于常说的“昭昭此心，天日可表”的意思。以下两句写天帝的反应：“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风”、“云”似都受到诗人的忠诚与不幸的感染，发出了吟叹之声，天色变得阴暗起来。诗人这样写，一方面在于表明自己的至诚足以感天动地，同时也从对面映衬出自己在人间不被人理解的寂寞以及忠贞反遭不幸的悲愤。正是顺着这一感情的脉络，篇末的四句表明了自己对恶浊世道的决绝的态度。
末四句以“嗟”字领起，长声唱叹，感慨不尽。“嗟若是兮欲何留”，以“若是”总括上述的种种情况，包括环境的险恶，小人的迫害，帝王的昏瞆，等等；以“欲何留”表明自己已无意于久留于人世。“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形象地写出将离人世而去的情状。龙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神物，诗人想抓住神龙的胡须直上九霄，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永远不再返回。政治黑暗，处境危殆，前途无望，使诗人对人世毫无眷恋之意，故他将死写得十分超脱，这就愈见其内心的凄苦了。“世我思”是说：日后在天下大乱之时，世人痛定思痛，才会重新想起有过“发忠忘身”但在当时受到误解的“我”这个人。从末句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时局的严重忧虑，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切中时弊的“危言高论”的正确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诗在形式上采用句中夹入“兮”字的楚辞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此诗对楚辞的继承，则不局限于个别用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打通天上人间的丰富想象，广为采用的比喻、象征、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大义凛然与孤高自伤，都使此诗十分贴近屈原的作品。具体说来，与屈原《九章》中的《惜诵》尤为接近。整篇《绝命辞》所要表达的，即是《惜诵》开头四句所陈述的精神：“惜诵（痛惜陈述）以致愍（表达忧痛）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证）。”《绝命辞》与《惜诵》相关的字句更多，如“矰若浮猋动则机兮”与“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发忠忘身自绕罔兮”与“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与“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令五帝公平判断，请六神检验是否有罪）”，等等，都可以清楚看出《惜诵》的影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绝命辞》自身的价值。诗人对《惜诵》的学习，是建基于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之上的“凭情以会通”（《文心雕龙·通变》），是在自己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化入，而非生搬硬套的阿拙劣仿效。《绝命辞》基本上通篇以鸟自喻的写法，也是明显有别于《惜诵》的。这一写法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穷鸟赋》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绝命辞》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这首诗直抒对吴兆骞蒙冤遭难的无限同情，含蓄地表达了对清廷高压汉族才士的极端不满。诗中交替运用三言、五言、七言的句式，并杂用散文化的句子，时短言慷慨，时长号哀诉，百折回环，令人肝肠寸断。
诗的开头五句，诗人饱感情笔墨，发出强烈的感叹。前两句语出南朝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意谓人生途中，最使人伤痛的莫过于远离故乡，告别亲人。后三句，“君独何为至于此？”是说万想不到像你这样的人，竟会落到如此地步。“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流放的去处穷山恶水，荒漠凄凉，你在那里将要受到种种摧残，度过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人非鬼的漫长岁月。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事。
接着就是实写。先写吴兆骞的出身、才华和受诬。吴兆骞出身江南富贵人家，十三岁学经学史，词赋文采无人能比。正是由于才华出众而受到打击排挤。“白璧青蝇”比喻好人为谗言小人所诬一旦捆绑去了，就无法分辨，等待着的厄运是流放到行客不至的遥远边塞。
次写吴兆骞行前情景：“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押送的官吏且流泪不止，流徙者更无指望了。他尚且愁着不能归来，我这次去一定要死在成所了。这里写出了流徙者不能生还的愁苦心情。
再次写宁古塔流放地的恶劣环境，一幅边塞荒漠可怕的图画立现眼前。“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是写塞外沙漠中大雪飞舞，积雪之深。八月江南正是天高气爽，景色宜人之际，而在边塞沙漠已是冰天雪地，久居江南的吴兆骞怎能习惯如此恶劣的气候呢？“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这里的古战场白骨皑皑，黑龙江上无船无渡，人烟稀少。“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这里有凶猛的老虎和犀牛，流徙者只能像蝼蚁一样生活在土穴中。周辉《南烬纪闻》：“北土极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深五七尺，昼夜伏其中。”这里还有可怕的鲸鱼，“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如雨”，翻江倒海，煞是骇人。“日月倒行入海底”，这里几乎分不清白昼黑夜，日月似乎都沉入海底了。“白昼相逢半人鬼”，白天人们相逢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这里的流徙者过着非人般的困苦生活。
诗的末尾，诗人发出深深的感叹。“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生了聪明的男孩也不必高兴，昔日仓颉造字有鬼夜哭真有道理。
“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吴季子受诬流放就是样子。生男聪明应该欢喜而不必欢喜，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读书竟与受患联系在一起。这种不正常现象，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造成的。诗人在感叹中有愤怒，在愤怒中有感叹，同情与愤怒溢于言表。
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