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共二十句，平仄声交替押韵，不断换韵，诗意也不断地转换。首四句，押平声“寒”韵，诗人自叙应河南府试时的贫窘状况，母亲给予的马很瘦弱，族人借给的住宅墙垣断缺，院里小径纵横，破篱上挂着几颗残枣。次四句换押上声“有”韵，转写皇甫湜失意潦倒的近况，他解下黄绶，脱落衣冠，早晓沉湎于饮酒。“枉辱”四句，上、去声“潸”、“铣”、“翰”韵通押，叙述自己蒙皇甫湜赏识，方欲荐引。但一到长安。又遭排摈，诗意正指皇甫湜支持李贺赴京应礼部试而遭失败的往事。“那知坚都相草草，客枕幽单看春老。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四句，上声筿、皓通押，控诉礼部官员选拔人才，草率从事，又描写自己应考失败后憔悴失态的情状。结尾四句，换押平声先、寒韵，诗人向相知的前辈坦陈心胸，意欲向吏部上书。“长如天”，以浩无边际的空间，比喻时间之久长。后来的事实证明，皇甫湜与李贺再也没有碰过头，正是“长如天”。
李贺想通过科举，作为仕宦的正途，从而实现自己进步的政治理想。但在“任人唯亲”路线的抑制下，这种希望是难以实现的。从亲身“逢楔犬”的遭遇中，诗人对“坚都”这批握有用人重权的腐朽势力，发出了“相草草”的怒斥，表明他已经感受到当时政治的黑暗，表达了他对腐恶势力压抑人才的憎恨。诗人情绪很复杂，所以此诗题为“杂叙”，很切题。诗中所述人事，所抒情感，情真意切，为读者深入认知李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提供了重要依据。
吴闿生《跋李长吉诗评注》：“昌谷诗上继杜韩。”韩，就是韩愈。李贺诗深受韩愈的影响，此诗就是一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不论叙事、抒情、造语，均极奇崛，绝去畦径，有韩愈的风调。全诗想象奇特，峭拔警迈。诗笔纵横腾跃，运用古体诗用韵比较自由的特点，多变的韵脚与多变的诗意相配合，造成韵脚密集，韵律谐和，读来朗朗上口。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