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有田有地皆吾主”，诗人在此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表面的有田有地的人都是我的主人，而有更深的意思，即：全中国广大人民都是我的主人；工人、农民将当家作主，田、地将收归国有。
接着诗人一转，剑锋指向蒋介石集团，“无法无天是为民”。反动派认为我们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没有合法地位，那么我们这群“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就是你的国民。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就亲口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而毛主席回答道：“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引自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这里的“为民”就是指国民党政府的百姓。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句，诗人概括地写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情形。重庆的国民党官僚个个都是贪官污吏，而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每一寸土地都是黄金。前者腐败没落，后者廉洁清明、欣欣向荣。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句，写了共产党同国民党所进行的斗争。人民军队“炸桥挖路”是为了团结，即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夺地争城是为了同反动派作斗争，为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句，诗人告诉我们，斗争是会流血的；中国的土地哀鸿遍野，血流遍地，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最后拯救中国人民，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救出来。最后一句，诗人庄严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