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广为人知,在古代诗文中也多所咏及。辛弃疾的这首《八声甘州》,便是其中的名篇。辛弃疾二十三岁即起兵抗金,南归以后亦所至多有建树。但因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抨击邪恶势力,遭到朝中奸臣的忌恨,不仅未能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且被诬以种种罪名,在壮盛之年削除了官职。他的这种遭遇,极似汉时名将李广。这首词即借李广功高反黜的不平遭遇,抒发作者遭谗被废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题语说“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可见他当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后边说“戏用李广事”,则不过是寓庄于谐的说法罢了。
此词上阕聊聊数语,约略叙述了李广的事迹。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罢官闲居时,“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开篇至“无言”数句即写此事。这里特别突出“故将军”一语,以之居篇首,表现了作者对霸陵尉势利人的愤慨。同时,词中直接把司马迁对李广的赞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当作李广的代称,表示对李广朴实性格的赞赏。一褒一贬,爱憎分明。传文又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射虎”二句即写此事。单人独骑横山射虎,可见胆气之豪;弓弦惊响而矢发裂石,可见筋力之健。李广如此健者而被废弃,又可见当时朝政之昏暗。传文又载李广语云:“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辛词中“落魄”二句即指此事。劳苦而不得功勋,英勇而反遭罢黜,进一步说明朝政之黑暗。一篇《史记·李将军列传》长达数千字,但作者只用数十字便勾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主要事迹,且写得有声有色,生动传神,可见作者不愧为一代文豪。
与上阕不同,词的下片专写作者自己的感慨。唐代诗人杜甫《曲江三章》第三首“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诗句。作者在题语云“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此处即以杜甫思慕李广之心,隐喻晁、杨亲爱自己之意,盛赞晁、杨不以穷达异交的高风,与开头所写霸陵呵夜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一语,上应“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句,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无所悔恨的坚强自信。“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句,借汉言宋,感慨极深沉,讽刺极强烈。
具体说来,它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汉时开边拓境,号召立功绝域,健如李广者本不当投闲,然竟亦投闲,可见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乃古今之通病,正不必为之怅恨;二是汉时征战不休,健如李广者尚且弃而不用,宋朝求和讳战,固当斥退一切勇夫,更不必为之嗟叹。以上皆反面意,实则是痛恨朝政腐败,进奸佞而逐贤良,深恐国势更趋衰弱。作者遭到罢黜,乃因群小谗毁所致,故用“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之景作结,隐喻此辈之阴险和卑劣,并以点明题语所云“夜读”情事。此语盖用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诗意,但换“惊风”为“斜风”,以示其谗毁之邪恶;改“密雨”为“细雨”,以示其谗毁之琐屑;又益以“轻寒”一事,以示其谗毁之虚弱。这样一来,使其更具有表达力。
辛弃疾的这首词,其句子隐括了不少前人的诗文。但是,他决不是简单地照搬古人语句,而是在隐括前人辞句时加进了生动的想象,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如上阕写霸陵呵夜事,加进“长亭解雕鞍”的想象,便觉情景逼真;写出猎射虎事,加进“裂石响惊弦”的想象,更觉形神飞动。下阕“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一问,气劲辞婉,几经顿挫才把意思说完,情真意切,充满了无限悲愤。总之,这首词不仅抒情真切感人,而且语言上也多所创新,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大学之道”是儒学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学习和应用于生活,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革除不好的思想;认识最真的本心。
通过伏灭革除内心不好的私欲、物欲,而彰显明德,认识本心,表里如一。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这首诗是嘲讽秦观的诗风。秦观是北宋婉约词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诗词风格柔弱纤丽,修辞精巧,元好问称是“女郎诗”,露讥讽之意。这表明元好问崇尚的是象韩愈那样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但是元好问的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过于绝对化,文学艺术可以也应当有多元的审美风格。刚健雄浑固然可贵,婉约秀丽也有娱人之美。在诗歌风格上,应当允许审美主体各有其好。不过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茫之美,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