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寄托的是一种“黍离之悲”，即故国之思，同时也寓有一种年华虚度的伤感。词中叙事、写景、抒情交错而下，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天成，如自己出，因而饶有流动自然之美。
起唱直叙春游情事：“侬是江南游冶子，乌帽青鞋，行乐东风里。”“游冶子”犹言浪荡子，“乌帽青鞋”是山野之人的服饰，词人的言语虽然豪纵，心情却甚凄苦。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又陆游《东阳道中》诗云：“风吹乌帽送轻寒，雨点春衫作醉斑。”语既出此，意亦近之。赵孟頫本是赵宋王孙，如今却在浪迹江湖，心中怎能没有感慨？所以自称为“行乐东风里”的“游冶子”，其实是百无聊赖的自嘲自笑，其中隐含着一种难言之痛。
续拍描绘眼前光景：“落尽杨花春满地，凄凄芳草愁千里。”屈原《离骚》有句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也隐喻着同样的感慨——杨花都已落尽，桃李当更无花，明明是春已去，却还说“春满地”，可见惜春之意极痴，在春已难寻之时，仍将满地杨花看做春的存在，如此婉言“落尽杨花春满地”，比直说“落尽杨花春已去”更觉伤心。以草寓愁，古来多有，如南唐李煜《清平乐》词云：“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萋萋芳草”语出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词人用此，亦寄寓着王孙流落的悲哀，芳草萋萋，一望无际，正如愁思的茫远，所以说“愁千里”。
重起转写游湖情景：“扶上兰州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兰舟”即木兰舟，南朝任昉《述异记》言浔阳江七里洲有鲁班造木兰舟，故用为船的美称。“双蛾”即双眉，因女子之美细长弯曲，犹如蚕蛾的触须，故美称为蛾眉。“扶上兰州人欲醉”上承“行乐”一语，谓被人扶上游船时已有醉意，可见此前“行乐”颇为恣肆。“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远处的青山在落日余晖中色浓如黛，与船上歌女的翠梅遥相映衬，本是山美人美，但与“日暮”连在一起，又微微透漏出一种“美人迟暮”的忧伤。情融景中，耐人寻味。
结拍翻出心中悲感：“万顷湖光歌扇底，一声催下相思泪。”“歌扇”是歌舞女郎用来传情饰态的彩扇，“相思泪”本指苦思情侣之泪，借指怆怀故国之泪。万顷湖光都展现在歌扇之下，景象十分瑰丽壮阔。一声歌起便催落相思之泪，情绪又异常凄苦悲凉。这样以清歌美景托出仇恨哀伤，尤见情思厚重，意境深远，言辞有尽而韵味无穷。
这首离别相思词，上片写游子游乐逍遥的神态，接着点出对情人的思念使他“愁万里”；过片忆起离别饯行，酒入愁肠，人已半醉；结句“一声催下相思泪”，把全词情感推向高潮，成为点题之笔。此词妙在写送别场面并未直接写情人，而只以男子口气道出，“扶上兰舟”一句告诉读者，送行的情人扶他上船，挥手而别，一时难忍相思泪。至此全词结束，给读者留下不尽的回味。
这首诗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只用事实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
揭露封建社会不劳而获、反映劳动者疾苦的诗篇，古代有很多，但从唐人孟郊的《织妇辞》到宋人张俞《蚕妇》，多着眼于衣着。郑谷的《偶书》，于濆的《辛苦行》从耕者腹长饥入手。相比之下，梅尧臣此诗写烧窑工人，就显得十分新颖。这两句有的本子作“十指不沾泥，”“十”字虽不如“寸”字尖新，但也写出了富家子的根本不劳动。而以“鳞鳞”形容大厦，形象也非常鲜明。诗人用字简练，含意深刻，读之发人深省。
《陶者》属于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首二句以陶者“陶尽门前土”与“屋上无片瓦”相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尽在其中。后二句以居者“十指不沾泥”与“鳞鳞居大厦”对比，付出如彼，所得如此，人间之不公可想而知。前二句以对比道出，后二句亦以对比道出，前二句与后二句更以对比鲜明令人惊叹。《陶者》一诗正以这种环环相扣的对比，道出了人世间的不公平，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风格古朴平淡。
在梅尧臣以前，唐代人已经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诗，大都写耕织的农民，梅尧臣这首诗换了个角度，写手工业者，可以说是对自己做诗目标“意新语工”的实践。诗在写作上，打破了绝句声律的格局限制，句法散文化，近似古代的风谣，这正是梅诗古朴淡泊的特色。后来有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张俞，作了一首《蚕妇》诗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主题与梅诗相同，不知是否受到过梅诗的启发。近代有很多风谣，往往通过对比显示不合理，则受梅诗影响是很明显的。
从《陶者》即可看出，梅尧臣不断观察、聚焦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在生活场景和人生经历中开拓、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写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开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梅诗构思奇巧而取材平平，用意深远而出之淡然，感情深厚而语句平淡，寓奇峭于朴素，外枯中膏，淡而有味，这是梅诗的创造与追求，也是宋诗的审美取向。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