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代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 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君去到夜郎。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后来也称元宵节。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每年这天晚上，京都洛阳都要大放花灯，夜间照例不戒严，观赏花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车马喧哗，市井之民欢歌笑语，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文人数百人赋诗记其盛景，当时以苏味道、郭利贞、崔液三人所作为绝唱。该诗描绘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夜神都观灯的景象。
诗的首联总写节日气氛：彻夜灯火辉煌，京城弛禁，整个城池成了欢乐的海洋。“火树银花”形容灯采华丽。史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皇城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这虽不是作者笔下的那个夜晚，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盛况如许。“合”字是四望如一的意思，是说洛阳城处处如此。唐代，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诗中说：“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苍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可与此诗相印证，可见隋唐时代洛阳皇城端门的元宵节观灯盛况。是说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远远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桥银河了。
颔联写元夕车马游人之盛。由于车马交驰、游人杂沓，扬起了道路上的阵阵尘土。在平常的夜间，即使有尘土飞扬，人也是看不见的。但元夕之夜，由于月光灯影的照耀，却分明可见随着车马的飞驰而去，后面便扬起一阵飞尘，这就是所谓“暗尘随马去”。本不可见的“暗尘”因“正月十五夜”的月光灯影而见，这正是对元夕的传神描写。着一“去”字，写出了马的奔驰和尘土飞扬而去的态势。纪昀说此句得神处在一“暗”字，固极有见。其实，“去”字也同样精彩，从中仿佛可见车马飞驰时卷起的气流，下句专写人的活动，却不忘交代元夕的特点。由于是望月，所以满月的清光映照着东都城的每一个角落。游人熙熙攘攘，摩顶接踵，月亮的光辉始终与人相随。由此“明月”还可进一步想象灯月交辉的热闹场景。
颈联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挑出一类人来写，这就是“游妓”。她们可能是王公贵戚之家的歌舞妓人，为了相互夸示而让她们出来表演助兴的，她们自己也可借此观赏元夕灯月交辉、人流如织的热闹景象。总之，既是观赏者，又是元夕的一道亮丽风景。两句一句写她们的美貌，一句写她们的技艺。单有火树银花的灯影和众多的游人车马，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元夕京城的热闹繁华，必须再加上美貌如花的歌妓和彻夜笙歌，才是声色光华交相辉映，极喧阗热闹之能事。
这就逼出了结尾两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又称“执金吾”，指京城里的禁卫军。据史记载唐代设左、右金吾卫，主管统率禁军。玉漏，指古时的计时器，用铜壶滴漏以记时。统观全诗词采华艳，绚丽多姿；而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