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词的上片，着重写作者出关后初见桃花的欣喜心情。词的开头两句写塞外春寒料峭。“四月”点明时值暮春，“出榆关”点题，“瘦骨”和“单衣”从两个不同侧面衬托出塞外特有的春寒。“看地尽”二句承“海风吹瘦骨”，写塞外风狂飙猛、飞沙走石的气候特点。“山侵”二句承“单衣冷、四月出榆关”，写群山延伸至渤海、万里长城连绵起伏的地势特征。开头六句，于荒寒中又寓有它特具的辽阔与壮美，格调浑厚。“人何在”七句写塞外春色。“人何在”一句反诘，写明这里人烟稀少，也表明诗人此时心境的孤寂。“柳柔摇不定”，写明在内地已是芳菲落尽、大地春归的时市，这里却是杨柳尚未吐叶丝，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青青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捕捉住“柳柔摇不定”这个典型形象，便颇为简洁地写出了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杨柳在凛烈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而“草短绿应难”一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了一幅笔墨，边寨小草才刚刚泛青，还是早春景色。诗人用一“难”字，抒写了感叹边地荒寒，希望尽早看到芳草绿遍天涯的心情。就在诗人急于寻觅边地春意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在那低矮的断壁残垣旁，弯曲的小湾边，有一树桃花在迎风怒放。它给萧条冷落的塞外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使羁旅边地的行人感到莫大的欣慰。它好象是为了迎接远方的来客，才“向人独笑”的。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使作品情趣盎然，可渭传神之笔。“桃花向人笑”，情景热烈。但配之以“一树”与“独”，热烈之中又包含着寂寞。“独”字生动地写出了边塞天冷花稀的特有景色。这里尚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郁的时分，一般树木枝峭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春寒，蜜蜂不见飞来采蜜，只有一堵颓垣和一湾曲水相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桃花，不仅没有感到孤寂，反而以热烈的情怀向人绽开了笑脸。这一“笑”字，活画出桃花蔑视严寒的刚毅风姿。诗人的喜爱之情漫溢到这树桃花的每一枝枝条上，于是客观的物象又蒙上了人的主观心境的投影。诗人把桃花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摇不定”与“海风”相呼应，“草短”与“冷”相呼应，使作品前后浑然一体。用“一树”“独笑”与“惊沙北走”相对比，再用“颓垣短短，曲水弯弯”加以映衬，更显出塞外的荒寒和桃花不畏寒冷的坚强品格，表现了词人对桃花的赞美与喜爱，微露惜春之意。
词的下片着重抒写惜春的感情。“东风”三句，写作者由关外桃花，联想到京城的春意阑珊，惜春之意渐浓。“不为”六句写作者喜爱桃花的原因。作者先说“不为寻春较远，辜负春阑”，说明自己并不是为了躲避京都的落红无数的残春景象才到关外寻春，才分外喜爱桃花的，然后用“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直接点破原因：作者看到桃花寂寞地开放在荒无人烟的空旷塞外，没有人欣赏她那美丽的“玉容”，况且京都三月末，春意就渐渐消逝了，这桃花“更能消几番风雨”（宋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作者不由得同情起桃花不幸的命运来。结尾两句用想托西来驿使给京都带回一枝塞外桃花的心理描写，把对惜春感情的抒写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以塞外的荒寒和雄伟的地势作为大背景，以“颓垣”“曲水”作为小背景，写出了桃花不畏严寒狂风的坚毅不屈的风姿，再以京城的春阑反衬桃花的命薄如纸，用欲托人捎回京城以使桃花芳姿长在，来表现词人对桃花的无比爱怜，从而细腻而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惜春的感情，显示出作者取材的新颖与构思的巧妙。
这篇文章它的立意也好，布局也好，都和题目“始得”二字有密切关系。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点出“始得”之意。文章内容是写发现并且宴游的经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受。具体安排是，先写游西山的情形，再写游西山的经过和感受。这样文章自然而成两段。
第一段写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作者自称为“僇人”，即有罪之人。用“恒惴僳”（常常惊恐不安）三字概括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这三个字既是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又同下文游西山时陶醉一于自然美的欣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开头，包含了许许多多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悲愤心情，当然其中就有一种无声的抗议。自己是这样一种罪人的特殊身份，柳氏自被贬永州，时时感到屈辱、压抑，政治上失败，才华得不到施展，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于郁闷痛苦之中，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里，怀有这样的心情，因此当他游山玩水的时候，那种感受自然同那些风流闲雅的士大夫很不相同。他是要在游览中，排解内心的忧愤，在游览中忘却现实处境，想在精神上寻找某种寄托。因此，这个开头也是他游山玩水的缘由。首先写行动，在“行”“游”两个动词前面，作者故意用了“施施”“慢慢”两个重叠的形容词。“施施”“慢慢”，是漫步走着的样子，漫不经心的外在动作。通过外在动作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游览的时候，一种寂寞、愁闷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状态。“日与其徒······无远不到”写始游西山前之所见，“到则披草而坐······起而归”写当时之所为和所感。“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所到的境界，做梦也走到这种境界，这句话透露了作者表面上似乎沉醉于山林美酒之中，实际上内心深处的郁闷并未得到排解。暂时得不到施展的抱负仍然是梦寐以求，他希图借游乐饮酒以求忘优的目的没有达到。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几句说，我自以为永州的山水凡有点特别形态的，都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和怪异。而且这里“怪特”二字，又概括了西山的情态。作者之前没有看到西山、游览西山，所以说“未始知西山怪特”。这是从反面来扣住题目里“始得”二字。简洁的几笔，小结了作者游西山前的感受，以及发现西山景色怪特时的欣喜，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段文字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九月的一天，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始指异之”。西山之“异”吸引着他，于是命仆人带路，渡过湘江，沿着染澳，砍伐灌木杂草，焚烧枯落草叶，披荆斩棘，一直攀登到西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放眼远望，‘数州之土壤皆在衽之下”。下面一段用反衬的方法描写西山之高：“岈然洼然”，是颇为形象的摹状；“若垤若穴”，是十分贴切的比喻。用“尺寸”和“千里”构成强烈对照，干里以内的景物，仿佛容纳于尺寸之幅内，都聚拢在眼底。再向四周望去，“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身边青烟白云缭绕，仿佛同天空连为一体，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景色都是这徉。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然后始知“是山之特立”，和那些小土山不能同日而语。
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作者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此时作者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己凝结，形体似乎已消散，他整个儿地同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而为一的忘我境界。然后才明白以前自以为“无远不到”“皆我有也”，其实并未真正游过，真正的游赏应是从“始得西山”才开始。作者这个体验十分宝贵，是他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的失败，被贬滴的一度消沉，开始解脱出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这是他始游西山的最大收获。因此他写了这篇游记。最后说明游览时间。
这篇游记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景和情完全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