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
这首词的上片主要表达对人间功名富贵的态度，抒发自已空有雄心壮志而无人赏识的心情。下片以孤高傲世的红梅自许，象征其渴望亲上战场杀敌立功的心愿。全词不假修饰，较少用典，直抒胸臆，激情迸发，很有感动力量。
上片主要写身世之愁。但因为他始终把抗金复国作为唯一的功业追求，于是在他的身世之愁中，透出的是他的爱国之恨。起韵突然一问，劈面而来，把作者对于世间功名——这一被庄子论为偶然性外物的蔑视和困惑，这一矛盾的感受显示出来，寄寓着比平叙更强烈的情感。“今古人间” 一语，有包拢人间的力量，显示出他对功名作追根究底探索的态度。接韵承上而来，又暗中反接苏词中“酹江月”的意思，表现出自己因为壮志难酬，功名难就，而滋生的无比忧愁。他用“重城”、“万里”这样极表愁恨之繁多与深远的字眼，说明往日愁恨的深远难消，又用“坚壁”这一显示人的活动和情感的词，来形容今日仍不能从愁恨中解脱出来，象苏轼那样，满腔激情为自然风月所安抚。他怪罪于风月的无情，其实是曲笔表明了自己的无心于自然风月。以下一韵，正面慨叹自己的身世：他本是为国家抗金复土所急需的人才，理应成为执政者那个“药笼”中的一味急用药石，可因为执政者推行投降路线，举国以清谈风雅为尚，以至于他这样的人才反而被抛弃不用，就如同当年赋才第一的司马相如混迹隐身于酒垆间一样。就这样，自己的光阴被消耗殆尽了，满头的乌发已白如堆雪，这是多么地可惜！他的命运悲歌，唱到此处，悲情无以复加。以下猛然顿住，收住这曲浩歌，以“坐中三杰”作为旁衬，唤起下文。
下片正面来抒发耿耿国忧。将希望和失望、安慰和痛苦揉合在一起来写，显得愈加感慨凄凉，情蕴丰富。首韵接上片末句而来，在意境上忽然宕开，在情调上突然振起。他即景生情，以凋零的黄菊与冲寒的新梅作对比，表明自己虽然衰老沉落了，但是却有继起的新人——也就是 “坐中三杰”在成长，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新的希望。以下不能自已地拾起“浩歌”余绪，再陈心曲。醉眼西望未复神州，觉得收复的希望太渺茫。揩眼的动作，既示意着他的老去，目力不佳；也表明他盼望之心态殷切，因而西望不能不慎重。孤鸿明灭，下得特能表现他欲罢不能、欲起不行的矛盾。如果没有这孤鸿，希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如果有很多的鸿雁在南北两地飞传消息，希望就很有保证。惟有这时见时隐的孤鸿，让作者实在难以放下心思。“万事”一韵，是作者对于翻覆如浮云来去的政局的悲愤叹息。“从教”一词，表明他对此浮云无定的局面的无奈与撒手，而“枉了冲冠发"，则显示出他生命的被浪费，热情的被枉费。这与开篇的追问“功名何物”，和下文的自许“药笼功名”相关合，显示极度愤慨与无奈。结韵以在长庚残月的凄清景色中怀念故人的意象，表明故人零落、自身孤寂的情感，结得悲怆。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开篇追问“功名何物”，表明他虽然对功名有困惑，但蔑视的情感更分明，而其下却自许“药笼功名”，说明他虽然否定世俗所追求的一般功名——也即富贵的别称，但却对于抗金复国的真英雄事业孜孜以求，希望建立那样的真正功名。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思想深度是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