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篇骈文通篇采用对比方法，从居、食、行、饮、离等诸多方面，将“德性异，不能相容”的猿与王孙两种不同的习性、行为处处对照，揭露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肯定王叔文革新政治的进步主张，表明了自己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立场。文末，以骚体句式不仅继续揭露王孙的罪行，而且连声责问“山之灵”，言辞激烈，痛恨至深，增强了批判的力度。
这篇文章主要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骈文组成。
通过对猿和王孙两种善恶不相容的猴子的描述，说明小人当道，君子受侮，不能根据力量大小判断好坏，应该从本质上看善恶的道理。表达了作者“大人聚兮蘖无余”的愿望。即有德行的人团结起来，小人就无法兴风作浪。联系作者经历看内容，不难发现，作者此文是以王孙喻写当时反对革新的顽固势力，以猿喻写当时的革新派，从而表达了自己对顽固势力围攻革新派的愤慨，热情地赞美王叔文集团进步主张，鲜明地表达自己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起句总括全文，而后兵分两路，详细比较王孙和猿的种种不同。这对比，笔笔落在自然习性之内，又笔笔归之于“德”，善恶分明，功祸昭然，寓意十分显豁。序文之末和骚体开头，都夹入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群山”。这是一个“不容于尚书省”的谪官的身影、一个自信于德能杰出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放逐的失败者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出现，更拓掘了憎王孙而爱猿的寓意深度。
骚体部分，针对序文所作的事实对比；加以铺陈、渲染，并重复出现“王孙兮甚可憎”，“山之灵兮，胡不贼旃”，“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唱三叹。呼告和诘问，不仅抒发了作者嫉恶如仇和急于剪除祸害的心情，还表达了对姑息养奸、不辨善恶的最高统治者的不满。
文章以简要生动的笔触，描述猿与王孙的德行和生活习性，堪为状物写形的范例。如写猿“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焉”。短短数句，就把猿爱惜稼蔬的品德，彼此间互相关心、和乐欢快、和睦相处的情景，传神地表现出来。又如，写王孙“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仅短短两句，就把王孙相互不相善、落井下石的冷酷残忍兽性写得淋漓尽致。这种简要生动的笔法，显示作者细微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表现力。
文章又以鲜明的对比，歌颂猿的品德，鞭挞王孙的丑行，相映成趣。一般的类比法，往往取其形似，而此文却别开生面，从德、食、居、行以及其后果。全面对比，这就有力地表达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特别是在对比中，猿以失败而告终，平添了悲剧色彩，激起人们的关切。
文章还运用复沓迭唱法，抒写作者对王孙的憎恶。 “王孙兮甚可憎!”句，一连三次重复，表达了作者“物之甚憎，莫王孙若也”的看法，紧扣文题“憎”字，感情湍泻。文气贯通，气势恢宏。取得如此效果的原因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在复沓中有递进意思。二如“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而变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又变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由要杀死王孙，而责山神不闻。直至怪山神不管、作者的愤慨不断深化，由感性升华到理性，找出王孙肆行的原因，把矛头直接指向山神，即最高的统治者。
文章通过对猿和猢狲善恶不同的品德的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难得的信心和勇气。
借咏史以抒怀，本是诗人家数，昭君出塞，又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如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王安石的《明妃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元好问不畏前贤，推陈出新，突破了体裁和题材本身的局限，拓宽和加深了同类作品的内涵。
这首词的上片写塞外秋肃，昭君触景生怀，回顾汉宫旧事，心潮难平；下片前两句继续抒写昭君情怀，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全词音节浏亮宛转，沉郁顿挫；字面绮丽温润，震撼人心，可谓寓刚健于婀娜，变温婉成悲凉。
朔风惊沙，白雁掠霜，词人面对荒凉萧想的北地风光，俯仰千古，引人昭君出塞的历史画面。“白雁”在这里，不仅点明了时令，而且渲染了情境，昭君就是在这揪心的悲秋时节去国出塞的。“琵琶肠断”二句，是悬想昭君出塞的情景。传说谓昭君戎装骑马，手抱琵琶，一路弹奏着思归的曲调，则更把昭君的形象诗意化了。“紫台”，即紫宫，指长安宫廷。
过片二句说昭君当初寂寞宫中，无人过问。直到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临行之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旧爱”句言昭君一向顾惜自己的美艳容颜，“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因此而致远嫁匈奴，故翻自恨其有此“玉颜”也。元好问不像前代诗人或后世戏剧家那样，停留在同情或怨愤的情调，而是透过一层，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出塞、因而也不为后代诗人注意的千百宫女。
言“深宫桃李”，自不只谓昭君一人，不妨理解为：广大的闭锁深宫的女，虽然艳如桃李，却只能空自凋谢。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她们只能伴随着迟迟钟鼓、耿耿星河，终此一生。她们并不比王昭君更幸福，而是同样可悲。正如《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结尾两句，词人笔锋又转。从黛青的远山，想到昭君含愁感恨的双眉；因为有了前两句的铺垫，昭君就成为当时及后代所有言女的代表，“万古春山颦不尽”，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也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作者所指斥的不是--个汉元帝，他所同情的也不是一个王昭君，他凭着词人的直觉意识到，宫女的悲剧乃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种社会病，后人复哀后人，此恨绵绵，有如万古春山。
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不可确考，联系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它也反映了元好问内心的愁苦。岁月流逝，风物依旧，离井怀乡之情亦复相似。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基于对昭君的同情,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故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实不可分。
每到暮春时节，河堤、池边、小径旁、庭院里，总可见翠柳低垂，风吹柳絮满天轻盈起舞，碧绿的柳条不断地轻扬起柳花，总是别有一番精致与情趣。古今文人墨客，也总吟咏这柳花，韵味多多。
柳花俗称柳絮，又叫杨花。在春芳殆尽的晚春，柳絮似雪，无根无依，随风荡扬，引起了诗人们的联想和感概，表达着不同的感情。折柳赠别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行旅风俗，此风俗形成于秦汉。著名于西安市东郊的灞水上的灞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这里有“灞柳风雪”之称，已列入“关中八景”。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别情境当中，总有折柳相送的场景细节。于是，古人的诗词歌赋中就少不了“歌咏折柳”的意义。
刘禹锡这组诗一反前人咏柳的格调，诗中写出了柳花的品格和精神。这是由于刘禹锡参与变法革新失败后，遭遇贬谪，他借题发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他把柳花写得那么高尚，那么多情。
此诗首章从主人公拜会友人途中写起。一个处在上升时斯的新兴贵族，率领着众多仆从乘坐着戴星马拉的华车，去见朋友。车子跑起来，车声“邻邻”，如音乐一般好听，他仿佛在欣赏着一支美妙的曲子。正因为他有好心情，才觉得车声特别悦耳。最叫他得意的还是拉车的马，额头间长着清一色白毛，好似堆着一团白雪。白额的马，旧名戴星马，俗称玉顶马，是古代珍贵的名马之一。他特地点明马“白额”的特征，当然是要突出它的珍贵，更重要的则是借此衬托自己的尊贵。因而从开头两句叙述中，可以察觉到主人公的自豪与欢愉的情怀。紧接着三、四句便说自己已安抵朋友之家——这是一个贵族人家，非一般平民小户可比，未见主人之前，必须等待侍者的通报、传令。主人公如此说，无非是要突出友人门第高贵，突出友人的高贵，目的则在暗示自己也是有身份的。首章后两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自我标榜，可谓含而不露。
第二、三章意思相同，说主人公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头两句借当时民歌中常用的“阪（或山）有×，隰（或泽）有×”的句式起兴，以引出下文，在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坐”表示亲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一见面，就在一起弹奏吹打，亲密无间。主人一再劝告着：今日会面要尽情欢乐，转眼间我们就会衰老，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这里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与东汉《古诗十九首》中说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话很相似，它们之间也许有着相承的关系。此诗“今者”两句尽管情调有点消极，但放在朋友间相互劝乐的场合，坦露襟怀，以诚待友，在酒席上流露出的人生短促的感伤，本可以理解，不必非要斥之以“腐朽”“没落”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