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为思妇代言，表达了对征戍在外的亲人的深切怀念，写来曲折尽臻，一往情深。
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丈夫戍守南疆，妻子独处空闺，想象着凭借雁足给丈夫传递一封深情的书信；可是，春宵深寂，大雁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断鸿过尽，传书无人，此情此景，更添人愁绪。诗一开头，就用雁足传书的典故来表达思妇想念征夫的心情，十分贴切。「书难寄」的「难」字，细致地描状了思妇的深思遐念和倾诉无人的隐恨。正是这无限思念的愁绪搅得她难以成寐，因此，想象着借助梦境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也不可能。「愁多」，表明她感情复杂，不能尽言。正因为「愁多」，「梦」便不成；又因为「梦不成」，则愁绪更「多」。思妇「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古诗《明月何皎皎》），在「出户独彷徨」（同上）之中，举头唯见一轮孤月悬挂天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她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了。她希望自己能像月光一样，洒泻到「伏波营」中亲人的身上。「伏波营」借用东汉马援的典故，暗示征人戌守在南方边境。
其曲折之处表现为层次递进的分明。全诗四句可分为三层，首二句写愁怨，第二句比第一句所表达的感情更深一层。因为，「雁尽书难寄」，信使难托，固然令人遗恨，而求之于梦幻聊以自慰亦复不可得，就不免反令人可悲了！三四句则在感情上又进了一层，进一步由「愁」而转为写「解愁」，当然，这种幻想，显然是不能成为事实的。这三个层次的安排，就把思妇的内心活动表现得十分细腻、真实。
诗写得情意动人。三四两句尤为精妙，十字之外含意很深。「孤月」之「孤」，流露了思妇的孤单之感。但是，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人们可以千里相共的。愿随孤月，流照亲人，写她希望从愁怨之中解脱出来，显出思妇的感情十分真挚。
诗没有单纯写主人公的愁怨和哀伤，也没有仅凭旁观者的同情心来运笔，而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思想感情的描写，格调较高，不失为一首佳作。
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