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
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